不是选美，是选丑。
　　如果你是一位外汇投资者，或是一位全球宏观对冲基金经理，面对全球这么多交易货币，现在可要擦亮眼睛。
　　一个问题多多、如此丑陋的美元，居然能在全球金融市场获得如此的追捧，实在够那些致力于金融学、货币学研究的教授们好好琢磨。在美元升值的时候，人们就没有动力去谈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恰恰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要命的问题。
　　虽然自2009年12月以来美元指数大幅升值了13%，但美元自身的问题依然众多：一是实体经济层面，失业率依然处于高位，投资消费的活力不足；二是房价依然低迷，并未延续升势，恐怕未来几年都难走出低迷；三是财政赤字压力依然巨大，美联储撤出之后美国国债的融资压力依然严峻。
　　并且近期冲击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美国也不是不存在。区别只在于，欧盟地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财政状况良好的法国、德国并不能对希腊直接施加援救；而美国即便加州濒临破产，但联邦财政可以很方便地给予支持。差别仅在于此。
　　不可否认，欧元的结构性缺陷很难调和。欧元走强，意大利等国家承受不了高币值货币，众多经济体竞争力将下降；欧元走弱，首先还是德国等国从出口扩张中受益，甚至是德国对其他欧洲国家的“内部”出口。核心还在于，像南欧等众多欧洲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实在太弱，无论欧元币值如何，他们都没有能力和德国竞争出口市场。
　　美欧的另一个差别是，虽然美元、欧元同为全球中心货币，但美联储对美元的扩张极为方便，欧元扩张并不方便，这本来是欧元保持币值稳定、稳健的最大优点，但在危机之下却成了缺点。
　　因此不能寄望在这么多有问题的货币基础上，组成一个良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这只能是一个坏的拼盘。
　　一个货币只有给市场真正的信心、长期的信心，才能有资格在此基础上重建或主导国际货币体系。
　　自2007年次贷危机崭露头角，到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到2009年3月美联储直接购买美国国债开启大扩张，再到2009年12月至今的迪拜、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全球危机走过了四个不同的阶段，美元也走过了先贬值、再升值、再贬值、再升值的轮回。但这种升值贬值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纯粹是金融投机避险机制所主导。这种升值的美元没有给市场真正的、长期的信心。也没有任何理由，以这种美元来思考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
　　央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3月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文章，一直受到颇多误读。市场多理解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的思考，而忽略了其中最为重要的逻辑性改变——周小川指出，为进一步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SDR的发行可以从人为计算币值，向有以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
　　周小川行长提出了一个目标——提升市场对其币值的信心，并提出了解决方式——向有实际资产支持的方式转变。
　　即便没有SDR参与，周小川提出的这两个思路，也应该用来思考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在美元贬值时，人们往往会愤慨地论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而美元升值时，众多拥有以美元为主的外汇储备的国家受益，则不主动推动改革。这完全是短视的表现。从长期来说，储备美元的国家，如果不积极参与到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中，很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就像当年英镑到美元的转变所表现的那样。
　　危机导致的欧元、美元、新兴市场货币的跳跃性升值贬值，给实体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欢迎这样的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依然是一个需要达成共识的话题。不要等到美国主权债务危机暴露的时候再开始讨论。

（作者系本报评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