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拘留后撤销案件放人的情况，到底是否应给予国家赔偿，成为国家赔偿法修改中一个难题。
　　是否将这一问题当作难题，从微观层面上讲，就是立法者是坚持现行《国家赔偿法》中的“违法归责”原则的老路，还是改变观念以“结果归责”为原则；从宏观层面上讲，就是立法者是更多地考虑执法者的执法便利，还是更多地考虑保障公民权利，抑或是在考虑执法便利与保障公民权利之间进行平衡。
　　去年的《国家赔偿法》三审草案规定，不管被拘留、逮捕的人在被拘留和逮捕时是否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重大嫌疑”，只要最终案件处理是“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的”，国家都应当进行赔偿。举个例子来说，某甲被某乙指认是盗窃，某甲因此被拘留，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而撤销案件，按现行法律规定国家就不会赔偿，但按三审草案的规定就应当赔偿。在四审草案中，对于刑事拘留的问题又重回老路。四审在刑拘的问题上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拘留措施后放人的情形，不会给予国家赔偿”，这也就是说，只有公安机关违法采取了拘留措施，当事人才可以要求国家赔偿，就又从“结果归责”回到“违法归责”的老路上了。
　　有学者称“拘留是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对事实的判断很初步，如果拘了又放了的情况都赔偿的话，赔偿量可能比较大。更为复杂的问题是，如果都赔，公安部门可能不敢在紧急状态下行使拘留权。”的确有些情况下，公安机关对公民拘留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条件，且确有必要，但事后却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起诉、判决或者撤案了之。但是，国家赔偿法并不是追究执法人员责任法，只有执法人员有违法行为，国家作出了赔偿才应当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所以，我们将赔偿与责任追究严格区分，就不会束缚执法人员执法的手脚。
　　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应当考虑到公民权利的保障。执法人员违法了才赔偿，没有违法就不赔偿，对公民来说公平吗？考虑到现实中，公安机关滥用职权，违法插手经济纠纷、打击报复等现象存在，刑事拘留最长又可以限制人身自由37天，那么，不分违法还是合法拘留，国家一律应当对公民进行赔偿就更有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