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27日下调希腊、葡萄牙两国信用评级，引发全球市场剧烈震荡。此前，穆迪、惠誉也有相似之举。虽然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表现不佳，但这些评级巨头在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上可谓“知耻而后勇”，尽管前景尚不明朗，它们毅然决然地敢为天下先了。
　　调降两国主权信用评级的理由似乎是现成的：用一些美国媒体的话说，希腊身陷债务危机难以自拔，葡萄牙的形势也难言乐观，整个欧洲都将在主权债务危机中战栗。评级机构自然认同这个“大势所趋”的看法，于是希腊成了欧元区内首个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被打入垃圾级的国家，葡萄牙也因“面临风险扩大”而遭受主权信用降级。
　　然而，在一些并不漂亮的纪录面前，国际评级巨头这次“先知先觉”却令人有些疑惑，这背后是否同样存在着“道德缺失”或者其他不可告人的秘密。
　　次贷危机爆发前夕，评级机构扮演的角色堪称“经典”，秉着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职业操守，给很多债务抵押债券产品贴上最高评级的标签(之后93%被骤降为“垃圾级”)，于是才有了本轮发端于华尔街、席卷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日前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抨击评级者》所说的一样，评级机构是个貌似高尚且值得尊敬的行业，却制造了大量的利益冲突。还有报道曾引用穆迪员工的话评价这份特殊的工作：我们不像是在进行职业的评级分析，而更像是在把自己的灵魂出售给魔鬼来换取金钱。
　　再从历史的角度看，评级巨头在信用评级上似乎总是爱走极端，开始反应迟钝，之后反应过激。2001年12月，美国安然公司财务造假丑闻曝光，然而，直至安然申请破产的前4天，美国三大评级机构仍将安然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在“投资级”，这一评级极大地误导了投资者，而此后匆忙降级更是加剧了市场动荡。本次金融危机中，三大评级公司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前没能及时揭示风险，事后又扩大了危机的破坏程度。
　　在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上，三大机构的评级结果同样总是对不上点。法国《世界报》几年前刊登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在1998年俄罗斯危机、2000年土耳其危机中它们行动迟了，但在1999年巴西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危机上，它们又提前降低相关信用等级，加快了危机形势的到来。
　　还有一个见怪不怪的现象，三大评级机构做出的评级调整总能与美国利益相辅相成。退回10多年前，美国可以说是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赢家之一。当下欧元区遭遇债务危机，这边闹得越凶，那边美国国债就卖得越欢（价格走高而利率下降），从而降低了财赤创纪录的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有文章指出，美国评级机构代表了美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经常通过其拥有的绝对话语权影响和操控国际资本市场，协助美国企业和政府攫取经济和政治利益，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强权的新工具。难道真的言中了？
　　回到本次标普降低希腊、葡萄牙两国信用评级，尽管欧盟援助热情很高，希葡两国政府紧缩开支态度坚决，但评级机构却似乎不太关注。难怪希腊财政部长帕帕康斯坦季努表示“这些信用降级既没有反映希腊经济的实际情况，又没有反映出希腊在控制财政赤字方面取得的进展。”而葡萄牙财长多斯桑托斯则认为，这种做法只会令事情变得更糟。这样的批评显然过于委婉和客气，为什么不直接发问，“它们的话您也敢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