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引导江浙民间资本的取向，政策方向并不在于如何“走出去”，而是如何“引进来”。吸引更多的外地、外国资金进入江浙地区，让场外资金去发掘当地的投资优势、入股当地的投资股权，反而有可能从内部实现企业管理模式的嬗变。持续的改革推进，是让民间游资逐步转化为正规军的关键所在，而当下楼市炒作的退潮恰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新机遇。

　　调控重拳收紧了房贷闸门，“炒房者”受挫，但民间游资的去向则充满悬疑。有媒体近日调查显示，大批温州投资客目前都在观望，并表示至少近期不会考虑投资房地产。原先游走在各大城市楼盘间的千亿元温州民资将另觅方向。
　　应当看到的是，游资冲动是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调控部门需要积极引导和拓宽民间投资渠道。但另一方面，发家于生产作坊的诸多江浙民营资本，已形成了投资惯性，其运作思维很难与现代管理制度相匹配，由此严重阻滞了民资探寻新出路的进程。所以，引导民间游资回归实体经济的努力，不仅在于拓宽投资渠道，民营企业如何尽快打破家族企业制度的束缚，已然成了一个重要的调控课题。
　　长期以来，民间游资一直与“炒”字密切联系，在炒房之外，辣椒、大蒜、出租车、拍照等有投机价值之物，皆曾被民间资本“炒”过。事实上，“炒”，或许能给投资者带来瞬间暴富机会，但其中蕴藏的风险也不容小觑。不久前，温州在迪拜的炒房团铩羽而归，就是一个显例。而此次楼市投机资金因为严厉的调控政策而撤离，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让民间资本冷静思考究竟如何规范投资。
　　在民营资本发达的温州，当地政府正在出手筹备“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以期为炒房资本提供一个类似于股权投资、风险投资等规范的投资渠道。然而，除非是有朋友热情介绍，相邀共同投资，温州商人对此往往持观望态度：一方面，发家于小作坊的第一代开拓者对股权式运作颇有质疑，认为这一模式远没有“家长式”的家族管理可靠。股权分散，意味着话语权旁落，这是他们难以接受的。另一方面，温州商人虽然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但股权投资显然已超乎他们的所长，缺乏专业金融知识掣肘了他们的投资热情。许多温州商人对传统投机行为仍然十分眷恋，或一厢情愿地认为当前楼市调控是“特定时期制定的特殊政策”，对炒房的热情未减；或伺机寻找下一个炒作目标。
　　温州商人谨慎冷对股权投资，其实早有前车之鉴。2008年，温州首家按照国际模式设立的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东海创投，高调成立不到一年，便因内部股东纷争而濒临崩盘。这一案例，给当地股权投资市场带来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反思该案例的经验教训颇具现实意义。实际上，东海创投失败的关键，是温州商人长期形成的固有思维难以融入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胡旭苍为代表的温州股东，希望投资能够“快进快出”、迅速盈利，而对公司未来前程则并无关注。这种“一飞冲天”的冒进理念，与其他合作伙伴永续经营的思路不断发生碰撞。而在实际运营中，温州股东对通过报表和数据来衡量企业盈利能力的做法，也有相左的意见。当然，这些提议源于他们谙熟当地企业特征，但既然机构要按照国际模式运作，即便是当地环境不甚成熟，相关环节还是不可或缺的。凡此种种摩擦，最终导致了机构的夭折结局。
　　盲目投资、盈利短视、风险承受能力低下、对外来资金管理者抱有天然的不信任感，温州商人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共性，加剧了当地股权投资机构按国际模式运作的难度。但从长期看，改革江浙民间资金热衷炒作的状况势在必行，短期的尝试失败，并不意味着改革推进的终止。传统的投资思路，固然能够让本乡人抱团取暖，共渡难关，但是却很难与现代企业的运行模式相吻合，延续家族制管理理念的这一制度，在为他们成功实现原始资本积累后，已然成为温州商人继续做大做强的绊脚石。以此观之，有关部门在为民间资本打开金融市场大门的同时，需要对既有的企业经营理念进行梳理。民营企业只有从家族制管理模式中破壳而出、摆脱“一言堂”家长式治理轨道，才可能从根本上接受规范的资本投资路径。
　　笔者的建议在于，“开放”是修正管理体制的最佳渠道。在民间资本同样充裕的深圳，其市场投资氛围和意识就与温州明显不同，市场利率定价、国际风格的投资选择、对制造业升级的投资渴望也远多于江浙民间资本。如果就民间资本运作的市场成熟度而言，深圳要强于江浙一带的民间资本。而两地的最大区别，就是江浙处于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而深圳则长期处于深港合作的开放市场背景中。因此，对于江浙民间资本去向的合理引导，政策方向并不在于如何“走出去”，而是如何“引进来”。尽管江浙民间并不缺钱，但是吸引更多的外地、外国资金进入江浙地区，让场外资金去发掘当地的投资优势、入股当地的投资股权，反而有可能从内部实现企业管理模式的嬗变。尽管既有的改革实践遇到了挫折，但持续的改革推进，才是让民间游资逐步转化为正规军的关键所在，而当下楼市炒作的退潮恰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