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讨论大多集中在两点上：第一，是否需要升值以及猜测升值幅度，第二，升值对中国经济的利弊。我认为，汇率水平问题在当前并不重要，真正迫切的任务，是建立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人民币货币发行体系。一旦建起了这个体系，解决汇率问题就水到渠成了；没有货币发行机制改革，单纯讨论升值与否或者升值多少，不仅是舍本逐末，而且会为将来的金融体系埋下巨大隐患。
　　说到底，汇率主导权与货币发行机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市场经济体国家，理应先建立一个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和财政福利政策的、透明的货币发行机制，然后才能由市场去决定在该货币发行机制下，该经济体货币兑换其他货币的水平。
　　我国目前事实上盯住美元的汇率机制几乎是透明的，人民币估值和发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因而，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发行机制几乎是透明的。我国从1994年到2005年实施的也是透明的货币发行政策，企业、投资人和消费者都建立了稳定的预期。这种稳定的预期是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之一。
　　美国的货币发行机制当然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美元成为今天事实上的世界货币，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不在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资本市场。一个持有美元资产的投资人，可在美国市场上对冲掉几乎任何风险。如果持有美国股票，可以做空指数期货；如果持有石油，可以卖出认购期权；如果持有美国国债，可以卖空美元指数和违约掉期合约。这个交易品种丰富的，流动性充足的，随时可以对冲各种风险的市场，使得大家敢于持有美元。这种信任，基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效率，而不是美国财政部的预算纪律。美国唯一的“阿喀琉斯之踵”，就是在房地产还是一项不能做空的资产的情况下，就推出了与之相关的多重衍生品交易。在不能做空的市场条件下，我们不能准确给出某资产的合理内在价值，我们也就因此无法知道对其融资的利率。
　　我国要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首先就应推进人民币货币发行机制的改革。否则，整个经济体的参与者都无法知道人民币本身的价值所在，也无法对持有人民币建立一个稳定的预期。我们要建立一个透明的货币发行体系，就该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高度来统筹规划。
　　首先，《人民银行法》约束了我国的央行用印钞票的办法来填补财政赤字的途径，使得我国财政政策更具有稳定性，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做到的成就。但是，也应该看到，央行通过“再贷款”的途径，为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买单了多次。有人曾经估计过，央行的再贷款余额可能已经达到了10万亿人民币以上。这必须通过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必须堵住这个制度漏洞。绝对不能让那些拿着高薪的金融机构高管在公司陷入困境时，用稀释全体人民财富的办法来为他们的经营失误买单。
　　其次，还应建立一个完善的财政税收制度，理顺资源价格，健全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使得我国的财政收支，资源要素价格都是透明公开的，便于投资人建立稳定的预期，有利于他们建立对人民币的信心。严格执行既定的财政纪律，央行定期公布资产负债表，严格执行金融监管，无论国有还是民营，都要防止“太大而不能倒闭”的窘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真正实现“全过程、全对冲”的资本市场，使得各项资产都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人民币标记的估值，由此能让商业银行管理好风险。
　　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人民币发行机制之后，再推进汇率改革，无非是在两套装置之间的切换成本，无论到时候人民币是贬值还是升值，我们都无需担心，因为新体系下各机构会自动对冲并提前化解各种风险，我们经济承受的冲击是一次性的，而长期的发展是有制度保证的。我现在开着桑塔纳，如果让我去换成一辆新的“捷达柴油王”，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我对这辆柴油车的运行机制完全理解，短暂地熟悉一下性能和仪表盘，就可以开车上高速公路了。但是如果让我抛弃熟悉的桑塔纳，换一辆完全不知道其内部运行机制的车，我对于其内部结构一无所知，而且整天催着我开新车，而且一定要开得比桑塔纳快，要提速，而且提速对我有好处，云云。我一定非常危险，不知道在高速公路上会发生什么。
　　在一个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货币发行体系下，假设我要投资开发一片土地，银行给我评估贷款时，就会把现有市场上的交易品种模拟做空，然后以此为贷款利率来要求我，为了获得贷款推进项目，我就只能在提高住房舒适度和预期售价，降低建设成本，加快工期等方面多努力，才能生存下去。在一个全过程全对冲的资本市场，任何企业要生存下去，就只能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化发展，这恰恰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我呼唤明确的货币政策，这是人民币的信心基础。这种信心来自于我们大家对于科学发展观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