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几个月的全球经济走势、政策调整动向以及国际关系来看，2010年的“决定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渐进式、参差型的复苏，实际上是各个经济体在经济、政治、国际地位等各方面利益的一次重要重新分配，这种分配的结果将成为决定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格局的新起点。
　　对此需要高度清醒的是，此次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将中国进一步推向了世界经济舞台的前排，要求中国承担更多所谓国际责任和义务的呼声更加响亮，前一段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利益集团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可能只是这场利益博弈的开端。
　　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就会真正做到以我为主，主动、稳步地推进国内改革和开放，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最大限度地减少“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这条必行长路上的障碍。

　　渐进经济复苏中的利益调整

　　从全球经济整体情况看，笔者依然认为金融体系风险尚未清除、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可能泛滥以及主权信用风险威胁，决定了经济复苏是一个渐进、曲折的过程，经济走向在今年下半年甚至明年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不可低估。
　　由此，国际经济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利益重新分配机制：
　　其一，从美欧来看，由于经济结构差异、反应时滞及政治一体化落后等多种因素叠加，2010年全球经济的风险核心可以说已从美国转至欧洲，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此次危机最大的代价承担者，其后果是资金流出欧洲，欧元、英镑中长期贬值趋势强化。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分配机制与此类似。
　　其二，从美国和新兴市场来看，新兴市场的率先复苏和内需动力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金，致使其货币对美元大幅升值或升值预期强化，有力促进了美国对新兴市场的出口。正是基于新兴市场内需释放的历史趋势，美国也加大了对其出口的力度，如奥巴马政府的未来5年出口倍增计划。因此在经济复苏时期，国际资金基本上在大宗商品（也包括美国股市）、美国国债和新兴市场之间游移，其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负面影响在于：一是大宗商品价格过快回升引发的境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风险；二是危机后期的流动性过剩加剧，刺激资产价格持续攀升和泡沫堆积，通胀预期因此强化；三是货币升值预期不断强化，贸易摩擦明显增多，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压力加大。

　　全球政策调整的“被协调”

　　从理论上说，危机后全球刺激政策的退出以及经济调整政策的进入，需要各经济体之间的主动协调和密切配合，如此，方能缓解政策冲突的负面影响，最大限度地减小对经济复苏和调整的震荡。
　　为了维持自身利益最大化，美国的政策“退出”与“进入”最为值得密切关注。如笔者此前预期，美国近期公布的3月份货币政策制定会议的纪要显示，美国不太可能在今年就轻易启动加息，其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的超低利率政策符合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如前文分析，美国通过低利率政策能够实现美元对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的较稳固的贬值或贬值预期，从而在其消费调整尚未到位的背景下，刺激对新兴市场的出口。
　　更进一步看，美国宽松政策退出的步伐要晚于预期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希冀通过较低的资金门槛来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和潜在经济增长水平的提升赢取时间，为下一轮的经济繁荣做好准备。
　　但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是，短期内现实的通胀成本被分摊至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欧洲。当然，为了保证国家主权债务风险相对可控，美国已通过出售资产、停止流动性注入等方式开始部分“退出”，但以联邦基金利率调升为首的核心政策“退出”仍有待时日。
　　必须指出的是，美国这种主观上的政策“搭便车”策略，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其他经济体政策调整上的“被协调”。例如，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迫于境外输入的通胀推动和资金过剩加剧压力，已调升利率；而欧洲即便面对美国的超低利率政策可能导致的通胀风险，出于主权债务危机的制约，也无法按其惯常风格提前加息。美国的这种策略选择还导致全球利益博弈结构的进一步复杂化，加剧了争端和保护主义，使全球经济复苏和结构调整的利益在整体上受损。
　　综上，笔者认为，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时期，美国利益最大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美国经济地位的不可替代性和美元霸权稳定性。这种不可替代性和稳定性，通过路径依赖效应，致使危机后美国和美元在发达经济体和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不降反升，并可能进一步加剧这种利益分割的不均等性。
　　而其中须高度警戒的一点是，此次危机不仅可能不是美元地位衰落的起点，还可能由于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地位的明显上升和美国主动的策略安排，待美国经济进入较稳固复苏后，美元将实现绝对地位的最终逆转。新兴市场经济体如不主动加快区域货币合作和相关的制度安排，届时将面临诸多方面的更大挑战。

　　中国策略选择：以我为主，稳步、主动地加快调整

　　全球经济复苏中利益分配不均等化的实质，需要中国加快主动政策调整。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回暖不断巩固、外部需求渐进回升以及内部结构调整业已展开的大背景下，更宜从战略角度把握好当前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稳步、扎实地推进前瞻性策略，以期更好实现“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
　　首先，以我为主，稳步、主动地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逐步解除危机期间人民币实际盯住美元的特殊汇率制度安排。笔者认为，目前宜主要采取以下策略：一是主动适应新兴市场地位上升以及我国出口地区多元化的趋势，完善人民币汇率参考的篮子，并逐步加大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在篮子中的比重，形成更为完善的官方人民币有效汇率形成机制；二是在完善篮子的同时，逐步适当放宽人民币汇率的波幅限制，引导其向“双向波动、小幅升值”的轨道运行；三是创造条件，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稳步、主动地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四是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进程,加大可控资本的流入和流出，通过加快跨境人民币金融业务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境内资本市场国际板的设立等措施，来疏通人民币的流出和回流机制；五是加强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提升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预警能力。
　　其次，在目前大部分投资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仍有待提升且民间投资全面恢复尚待时日的情况下，不宜对加息效果抱以过高的期望。更可行的方法是，在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同时，利用公开市场操作和准备金率等数量型工具来强化境内流动性管理。
　　其三，加快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以优化投资需求和结构。同时，切实降低民间投资门槛，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尤其是服务型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要将投资从大量产能过剩的制造型领域转向潜力巨大的服务型领域，从而与增加就业、提高收入以及扩大消费形成良性互动。
　　其四，多管齐下，严防资产价格泡沫过快堆积。当前须从需求、供应、交易及管理等诸多环节，通过强化流动性管理、信贷合理供给、利率差别化及税费、财政体制改革等具体措施，来遏制资产价格过快上涨。
　　最后，无论是经济结构调整还是转变发展方式，归根结底都需要制度创新和机制改革作为依托。只有加快制度创新和机制改革，中国才能在此轮全球格局调整过程中抓住机遇，实现利益的最大优化。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