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信奉的，是权责对应，有多大的权力，就必须承受多大的责任。尤其是在暴力拆迁这类事情上，如果查明的确是一把手推动的，或者一把手放任了后果的发生，一把手就必须担责。
　　时事更新的节奏越来越快，热点此起彼伏，今天喧哗的热点，明天很快就被新热点淹没，回望旧闻也是一种新闻视角，有时真会看到更多意味深长和被遮蔽的新闻。
　　近来有媒体回望了最近三年来发生在江苏、山东和成都等地的拆迁户自焚惨案，发现当地一把手无人被问责。即使是在震惊全国的唐福珍事件中被停职的科级干部，日前亦官复原职，并在接受采访时辩称，“所做一切只是在执行和捍卫法律”。（4月8日《南方周末》）

　　与之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因拆迁推进不力被降职的，明显多于因拆出人命被问责的。经常代理拆迁案的律师也发现，在其代理的多起拆迁案件中，当事官员事后被提拔的不在少数。这将对暴力拆迁形成怎样的恶劣暗示和错误激励？难怪暴力拆迁案时有发生，难怪舆论对拆迁暴力人人喊打，而有的官员却敢对抗媒体叫嚣“哪有拆迁不死人”！
　　总结当下对暴力拆迁案的问责，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问责级别很低，唐福珍自焚那么惨烈，公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视频直播让举国震惊，可金牛区政府仅对城管局长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处理，而其只是科级干部。
　　二是问责是临时性和象征性的，好像只是给围观的舆论和公众一个交代，平息舆论之怒，躲过热点后被问责者很快复出。
　　三是被问责者对暴力拆迁案没有道义歉疚感，有的地方不以拆迁死人为耻，反引以为一种铁腕和魄力。这从金牛区城管局长不以为然的回答，就可以看出来。
　　造成严重后果者得不到严惩，一把手没被问责，个别人不降反升，这样的逆向示范，只会助长拆迁者对暴力的崇拜、对强权的迷信。于是，这样的结果不可避免，一面是舆论痛斥暴力拆迁，一面是暴力拆迁标语和雷人话语屡见不鲜。这种问责，也只会诱导被拆迁者悲壮、无奈的以暴易暴情绪，进而导致更多的惨案发生。
  　从政治伦理看，不公正的问责是恶之源。一次让作恶者轻易逃脱责任的问责，其恶果超过十次犯罪，因为问责对社会的是非价值观有强大影响。终结拆迁暴力，驯服拆迁中非法的权力，让官场以“拆迁死人”为耻，必须依靠正义的问责制度。只有让惨案的制造者付出沉重代价，为侵犯民权埋单，才会触动他们硬化的良心，矫正他们对暴力的迷信和崇拜。
　　完善对拆迁暴力的问责，就应根据实际情况，改变“刑不上一把手”和“问责止于科级”的现象。当然，公众并不是认为，只要出问题，就必须问责一把手。公众信奉的，是权责对应，有多大的权力，就必须承受多大的责任。尤其是在暴力拆迁这类事情上，如果查明的确是一把手推动的，或者一把手放任了后果的发生，一把手就必须担责。
　  拆迁在地方性事务中并非小事，往往涉及巨大的利益和整体规划，甚至是地方战略，一把手亲自负责是常事。所以，在一些地方，滚滚的推土机背后，常有一把手强势的身影，其典型就是数年前的嘉禾拆迁事件。正因为有一把手力推，一把手催进度，一把手点头，拆迁者才敢施以暴力；正因为手持一把手尚方宝剑，拆迁者才敢不惜下狠手。
　　暴力拆迁拆出人命，这对地方一把手来说，并非简单的、道义上的领导责任。因此，完善问责制首先要从此做起，这也考验着拆迁问责的制度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