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苏志欣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早已不是“退市”与否的问题，因为刺激性政策的退与不退都面临巨大风险，要么可能令增长失去动力，要么可能助长过热。而目前不同领域有冷有热的格局，背后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结构问题。要应对目前两个方向的风险，就需要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入手，特别是让居民消费能力有实质性改善。换言之，就政策选择来说，“调结构”并不是“保增长”以外的另一个选项，而是现阶段保持经济增长、化解各种风险的必然选择。

　　经济运行风险与政策选择

　　苏志欣说，2009年，在一揽子“保增长”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经济成功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并已恢复高增长。然而，中国经济的复杂性和风险性似乎并未因此减少，仅在经济景气方面就同时面对两个不同方向的风险：一方面是某些“过热”风险已骤然上升，特别是过度投资及产能过剩隐患、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风险，以及通胀问题。由于有前期超常规政策刺激因素以及史无前例的信贷规模，所以现阶段的这些风险和以往相比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另一方面，去年的增长主要依赖政策刺激，内在动力相对不足，如果世界经济复苏未如预期，同时国内政策效应逐渐淡化或政策收紧，再加上房地产可能降温并影响到相关投资和消费，那么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再度明显回落。
　　苏志欣认为，面对这种特殊的经济形势，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早已不是“退市”与否的问题，因为刺激性政策的退与不退都面临巨大风险，要么可能令增长失去动力，要么可能助长过热。而目前不同领域有冷有热的格局，背后是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结构问题，尤其是投资强而消费弱、政府部门强而非政府部门弱的特点。要应对目前两个方向的风险，就需要从解决结构性问题入手，特别是让居民消费能力有实质性改善。

　　经济结构的中长期压力

　　苏志欣认为，中长期来说，经济增长方式和结构是否合理决定着中国经济能走多远。在经济站稳之后，此前的外部冲击和内部超常规政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如何，就成为急需探讨的问题。
　　首先是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与此前多年的截然不同之处是并非靠出口拉动，而是完全由内需主导。乐观地看，这符合中国经济从过度依赖出口到主要依靠内需的结构调整方向，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强大适应能力和潜力，包括全国在基建方面的巨大需求、不同地区发展水平的差异带来的需求以及诸多薄弱环节的巨大成长空间。然而，这种内外需结构的改变是不是有趋势性还有待观察，因为它不是主动转型，而是出口市场突然恶化下的被动调整，具体来说，不仅依赖政策刺激的内需增长不一定可持续，而且以前过度依赖出口的内在动因也未必根本改变。
　　其次是投资与消费。去年的国内投资与消费共同支撑了经济回升。一方面，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以及大力改善社会保障，使得消费表现突出，这为今后中国进一步拉动消费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反映出中国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巨大。但另一方面，投资增速远高于消费，说明中国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明显扩大，而且这一结构失衡问题的演变趋势仍不乐观。
　　三是产业结构。从三大产业来看，工业主导而服务业比重偏低的结构性特点在去年没有明显变化。值得留意的是，尽管工业生产曾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重灾区，但中国工业生产全年增速仍高达9.5%，明显高于第三产业的8.9%。这说明，原有的三大产业结构特点似乎还在强化；产业格局的这种态势意味着资源、环境的压力难以缓解；就业增长形势不容乐观，因为制造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远低于服务业。如果就业增长不能跟上经济增长乃至通胀，那么民生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都会受到限制。

　　经济结构调整的关注点

　　苏志欣说，从以上情况看，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新的困难和压力，对短期经济运行和长远发展都构成挑战。在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有几个主要关注点。

　　一是以消费问题为核心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变化。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背后是收入分配体制、社会保障体系、就业以及城乡社会结构等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问题，因此所谓拉动消费实质是一个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系统工程。可以预期，中国努力拉动消费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商机，而且将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一个重要演变过程。
　　二是产业的分化。仅从政策导向看，除传统产业需要升级外，一些新兴产业如新能源、环保、医药等都会受到更多扶持和关注；相反，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信贷等方面都会面临更大压力。
　　三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差异。鉴于前期超常规的信贷投放规模和目前的经济与通胀形势，相信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尽量安全、稳妥地让货币环境回归正常化。而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靠财政通过税收、补贴等手段实现对民生、消费、新兴产业等的扶持，换言之，今年中国财政政策将唱主角。
　　四是一些敏感领域的改革。为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一些领域的改革势必加快，包括政府职能转变，这些领域如有突破，则对政府行为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模式都有积极影响。另外，水、电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也可能加快，以达到节能、环保和产业升级的目的。这类价格杠杆牵一发动全身，对经济增长、通胀形势以及资产市场的影响须密切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