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观层面,需要降低居民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微观层面,需要约束掌握公权力的人权钱交易的机会和频率。
　　今年流行的关键词是“收入分配调整”。但是,一会儿说要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一会儿说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这些调整思路,总体都是“分蛋糕”的思路,笔者认为,适宜的思路是:要先搞清楚收入分布目前到底处于什么状态；其次要搞清楚导致这个状态的制度性原因,最后就是针对制度症结进行改善,目标不是反对“分”的合理,而是重点在于如何将蛋糕做得更大。
　　全国两会期间,九三学社提交的提案认为,劳动者报酬比例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2年的68.6%下降到2007年的52.3%；10%左右的家庭占有了45%的城镇居民总财产。这种格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当外需变“外虚”时,内需也已是“内虚”,同样指望不上。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那么谁的收入比重上升呢?我认为应该是政府的收入比重上升。税收增长的比率:2003年达到17.1%,2004年为17.7%,2005年为18.4%,2006年为19.0%,2007年增长31.4%,2008年增长18.8%,2009年增长9.1%。除了税收以外,各级政府机构还有非税收入。去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达到1.4万亿。这在总体上形成了明显的国富民穷的格局,也是导致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世界第二格局的原因。其次,官员的“灰色收入”大幅度上升。比如被迫公示财产的文强,在水池低下暗藏几千万现金。这类贪官所贪之财,即不敢公然消费,也无需进行投资,不形成对商品的需求和对投资的需求。正是因为税负水平太高,导致不堪重负的企业只好压缩工资性开支。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我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大量的冗员。这才是导致穷人难以分享GDP的因素。
　　分配制度本质上就是激励制度。为了提升自己的收入水平,居民会延长自己的打工时间、提升自身的学习能力和知识结构,会努力当官。这其中,一个人哪方面能更有效地获得收入,就会往那方面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市场经济国家,资本是调动资源的资源,所以人们往往努力去当企业家。在中国,人们发现公权力才是调动资源的资源,当官的投入产出比最高。可以说,官本位越突出,越容易制造出有利于官僚体制的“分配机制”。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在宏观层面,需要往下调整税率,降低居民的宏观税负水平,政府从GDP的蛋糕中少拿点,居民才有可能多拿点。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大幅精兵简政,压缩行政开支；在微观层面,需要约束掌握公权力的人权钱交易的机会和频率。这就要求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都必须公示,各个官员的财产都必须公示。这样的话,当官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了,有能力的人才会努力争当企业家,投资才会增加,GDP的蛋糕才会进一步做大。
　　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富裕,主要是富裕地方的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比较高,他们利用资源的能力比较强,导致当地的GDP蛋糕越做越大。如果政府致力于压缩企业家的利润水平,那会将企业家们赶到不歧视他们的地方去。蛋糕越小,官员的份额未必下降,但穷人必将处于更困苦的状态。

（作者系江西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