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发生后，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主要特征和现实表现来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有望进一步得到提升。这其中的原因一是由于欧元区国家产业结构的未来调整有望由服务业向高端制造业进行转移，二是在来自于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中，中端技术产品所占比例的增加，第三则与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金融格局上升空间的增加有关。
　　但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空间进一步提升的基础仍然在于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中现有国际分工格局的维持。只有中国在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得到稳固的前提约束下，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空间才会有所保证。而从金融危机后的国际经济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

　　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外部风险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基本特征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来看，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外部风险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中国分工地位错误定位的风险。本次金融危机在导致美国金融市场巨大动荡的同时，也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学者开始强调本轮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实力的下降，认为中国应加速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主动挑战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认识恰恰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应格外注意的。在中短期内，金融危机的发生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美国的金融市场，但从美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以及实体经济领域中技术创新的现实表现来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分工格局即便有所调整，也是以现有全球分工体系为基础的微小调整，在中短期内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在全球经济的分工格局没有根本改变的前提条件下，全球经济的增长方式也不会有较大调整。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来源于外部需求的增加，而稳定和巩固中国在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制造业地位，也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
　　事实上，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决定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定位要以稳定和巩固制造业的大国地位为主要目标。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对应的是发达国家的服务业，这是国际分工体系加以维持的根本前提。在中国将产业结构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调整后，很难找到一个市场容量与中国的服务业相匹配的制造业生产体系。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国际分工地位提升的基础在于中国经济对未来产业创新方向的把握和引领，但在当前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格局未有根本改变的前提下，外围国家不可能持续引领产业创新的未来方向。因此，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仍然在于现有国际分工体系中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稳定和巩固，而对于外部流动性冲击和进口需求冲击可能导致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也需要一个平常心态来加以看待。
　　其次，红利争夺的风险。在全球经济失衡时期，虽然有关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尚存争论，但在全球经济失衡的背景下，由于美国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下的分工不同，全球经济失衡的存在确为美国和外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利益实现机制。对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内消费需求增长有限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快速增长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而美国则通过大量消费产品的进口，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同时，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附加值含量较高的产品研发和销售环节，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在这样的一种共生模式中，虽然处于失衡两端的国家经济增长机制不同，但经济利益的创造却是显著的。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外部经济失衡的程度不仅与美国实体经济内部的投资收益率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可能实现的经济利益水平。而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缺少重大的技术和制度创新条件，在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失衡的程度只能停留在一个较低水平的层面上，这也就意味着中短期内世界经济的增长将在一个低水平的区间内波动运行。
　　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当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利益的实现受到限制时，世界经济的参与国将会将关注点放在利益的分配上。这种关注点的转移，几乎发生在历次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浪潮之后，我们姑且不谈两次世界大战中各工业化国家的利益纷争。在2001年之后，美国新经济(310358,基金吧)增长结束，小布什政府也改变了克林顿时期的对外经济政策，单边主义的内涵实质上是要将美国新经济时期对外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对外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以便于在全球红利的分配中占得优势。而从近期国际经济的现实表现来看，金融危机后，以“轮胎特保案”和“无缝钢管双反调查案”为代表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多，2009年前三季度，美国对中国发起14起贸易救济调查，同比增长了六倍多。而这无疑标志着全球经济从利益创造到利益分配时代的重新开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维护一国的应有利益可能比利益创造本身更为重要。
　　再次，流动性紧缩风险和外部需求的逆向冲击。从金融危机发生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现实动力来看，虽然发达国家的进口需求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但相比于上世纪90年代，本轮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得益于流动性繁荣下的融资便利。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在2003-2007年期间，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进口需求增加都相对较为缓慢，经济增长率和进口增长率只有2.3%和5.6%，均低于1990-2003年期间2.5%和6.0%的增长率。而在发达国家实体经济增长速度有限的同时，全球的外部融资环境却大大改善。在2003-2007年期间，全球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明显加快，增速快出了一倍多。而全球银行信贷与名义GDP的比值也由21世纪初期的一倍左右逐渐上升到了2007年的两倍多。
  　在这样一个繁荣的流动性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不断缓解，这为发展中国家实体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方面，流动性的繁荣与低利率环境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的拓宽以及融资成本的降低，这使得更多的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有利于促进资本深化，继而推动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在繁荣的流动性环境中，发达国家对外投资（主要是FDI和股权投资）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在弥补发展中国家资本缺口的同时，也通过技术进步以及新管理经验和技能的引入促进着东道国实体经济的增长。伴随着这轮流动性的繁荣，中国经济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在2003-2007年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11%以上，而外部贸易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2002年的2.1%上升到了2007年的7.8%。
　　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开始反思原有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了一系列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银行资本准备金的提高、最大杠杆率以及最低流动性水平的设置、政府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全面监管等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发展中国家的外部融资环境将有所恶化，外部资金供给的短缺以及借贷成本的不断上升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维持。也就是说，不但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过去的流动性繁荣趋于萧条，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实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很难再现这轮流动性繁荣的景象。
　　在全球流动性由繁荣转向萧条的背景下，对中国而言，国内经济增长所面临的冲击可能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之后一系列金融监管政策的实施，中国所面临的外部融资约束必然趋紧，流动性繁荣时期的融资便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也就无从继续加以体现，在当前中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完全满足企业外部融资需求的背景下，国际融资条件的恶化必将会对国内生产型企业形成较大的流动性冲击。另一方面，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危机后的美国经济必须借助于技术创新来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而美国国内新技术和制度形式创新的迹象并不明显。在中短期内，美国经济很难出现可靠的经济增长点，其对外进口需求已经很难再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因此，伴随着流动性繁荣的结束，在新一轮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再分配的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优势尚不突出，所面临的外部竞争也必然有所加剧，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面临着较大的外部需求冲击。
　　最后，政治风险。从以往曾经出现的四次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来看，大致有两类不同的类型：一是发生在中心国家之间的失衡，这种失衡出现过两次，分别是美国主导的1960—1973年和1974—1989年的失衡；二是发生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失衡，这种失衡同样也有两次，分别是英国主导的1880后的近十年和本轮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失衡。考察这两种失衡范围不同的全球经济失衡，其平衡的手段具有明显不同：发生在中心国家间的失衡，其再平衡的方式主要是政策协调，即利用经济的手段来达到再平衡目的；发生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失衡，从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失衡平衡过程来看，这种失衡的再平衡手段存在以非经济手段来达到经济目的可能。
　　当全球经济衰退之时，利益分配成为各国关注的主要内容，政治经济冲突难以避免。然而，根据建构主义者的观点，国家之间在相同市场条件下之所以会做出差异化的行为，主要是规范、观念或身份差异而引起的。他们认为，观念的认同可以减少人们对事物的不确定感，当人们强调某一特定的观念被制度化并因此长期存在时，这一思想观念可以被融入一个共同遵守的制度框架，从而有利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发生在中心国家之间失衡的再平衡过程中，除了国家之间高度的经济依赖和联动性之外，共同的观念和制度协调框架是促使经济协调方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例如七国《广场协议》的达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而本轮全球经济失衡是发生在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中国作为本轮失衡中外围国家之一，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众多理念和规范上有着较大的分歧，因此很难达成同时符合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共同遵守的政策协调方案。英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失衡最终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再平衡的进程，说明了政治手段同样也是再平衡过程中可被利用的潜在方法。
　　在本轮全球经济失衡中，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既是战略竞争对手也是战略合作伙伴。从对立的角度讲，在全球经济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转向利益分配的背景下，无论是经济还是非经济的手段，都可以成为利益再分配的可行工具。但从合作的角度讲，无论在贸易领域还是在金融领域，中美经济的相互依赖都在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多。这就要求中美两国要继续加强和深化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避免经济问题的政治化，避免采用非经济手段来达到利益再分配的目的。而对于中国而言，在当前中国经济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仍然较大的现实约束下，用经济利益换取经济利益，用经济手段应对经济事务，以谋求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大国经济的政策应是内向性的

　　在中短期内，中国经济的定位仍然在于国际制造业大国地位的稳定和巩固。但从长期来看，伴随着全球流动性繁荣的结束，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速度趋于平稳，中国经济的外部需求约束会进一步显现。在流动性繁荣时期，融资便利机会的增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这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必要动力的同时，也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相对增加。以本轮金融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为例，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为66%，而同年英国的贸易依存度为44%，印度为33%，日本和美国则只有28%和22%。
也就是说，从流动性繁荣时期的现实实践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依靠大国经济优势走外需拉动的小国经济路线。应该说，在流动性繁荣以及外部需求旺盛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有其合理性。但随着外部融资环境以及需求环境的恶化，这样一种外需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逐渐显露。中国国内资源在无法利用的同时，也使得国民经济更易于受到外部经济波动的冲击。
　　事实上，从大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必须要以内需推动为主。正如发展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钱纳里所指出的，相对于大国经济所拥有的多样性资源以及广大的国内市场，外部市场总是相对有限的，其不可能通过创造足够的贸易利益来为大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必要动力，因此，大国经济的政策必然是内向性的，只有在真正刺激国内需求的情况下，一国经济才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未来的经济政策取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侧重：
　　首先，中国应在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推动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提升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在流动性繁荣逐渐褪去后，国内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不断趋紧的融资约束，提供必要的生产性资金，为国内产业的发展以至整体产业竞争力提供必要的支撑。同时，从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角度讲，国内金融部门的发展也是国内需求替代外部需求继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的关键。对此，一方面，中国应积极促进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确保交易监管的全面性，强调对金融机构的稳定性监管，切实建立完善系统性风险的处置制度，最大可能的降低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应进一步推动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加强信用体制建设，加快推动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发展，提高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在为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必要支持的同时，也从根本上为居民消费需求的提升创造条件。
　　其次，积极推进多边框架下的区域经济和金融合作，维护中国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随着全球流动性由繁荣转向萧条，以及美国纳斯达克和房市泡沫的相继破灭，全球经济的关注点由利益创造转向利益分配。而从全球利益分配的一般原则来看，利益分配的大小往往与不同国家间经济实力以及相互依赖程度有关。虽然从个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表现为对美国经济的单向依赖，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而言，美国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同样非常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可能是维护外围国家应得利益的有效途径。因此，中国应在进一步深化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特别是加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和金融合作，以区域经济带的紧密依托为基础，努力构建全球多极化的制衡体系，通过主动谋求与中国经济实力相对称的话语权，切实维护中国所应得的政治经济利益。
　　最后，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看，中国应以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逻辑起点。从广义上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它的内涵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对国民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结构的调整，在收入结构调整趋于均衡的前提下，国内整体收入水平继而需求水平才能提高，内外部的需求结构才会因此而趋于均衡。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收入结构和需求结构的调整方向必然是相统一的。
　　但问题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外部需求水平的稳定增加，而外部需求的增长动力则是建立在中国丰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势必会影响到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继而削弱中国外部需求进一步增长的动力，而这又会限制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空间。因此，如何打破这样一种中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悖论循环成为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升级的关键。而以提升出口产品结构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有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整个出口产业的附加值将有所增加，这为行业经济效益的提高继而劳动力收入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出口产品质量和结构的提升，有利于在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维持中国出口企业的整体竞争力，从而为外部需求的持续增加提供必要的动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以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逻辑起点有其现实合理性和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