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今年年初，“反虐待动物法”传出一刀切“禁食猫狗”的规定，引发舆论激烈争议，反对者认为这样的立法太过超前，对动物也“不平等”，更有悖于国情。在经过一番“口水战”之后，人们对动物福利的认知分歧尽显，但反虐待也逐渐成为一种底线共识。
　　就本质而言，出台法律反对虐待动物，它是在约束人的一种残忍精神，于关怀动物福利中伸张人性“善良”的一面，正所谓“待禽兽以人道，就断不至于待人以兽道”，立法保护动物的终极目的恰是保护人类自己。
　　问题是，在普通大众并未完全理解这份“人性情怀”的背景下，过高的立法企求难免招致一些人的抵制，这就是人们为什么对“禁食猫狗肉”心存异议的缘由。此时，善于捕捉民众的观念分歧，并在立法中寻求到底线共识，便不仅能提高立法的可接受性，还有助于缩小动物福利立法的观念鸿沟。立法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争议，睿智的立法者不会因为争议而搁浅制度变革的进度，而是善于在实践中寻求底线共识，凝聚观念嬗变，进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
　　在我看来，目前“反虐待动物法”在这方面显现了良好的追求。例如针对很多人不赞同对禁吃犬猫肉一刀切，立法“采取了灵活处理的源头控制办法”，即由地方政府根据民族风俗情况，“决定禁止屠宰犬、猫以及禁止运输、销售犬猫肉、器官、皮、毛等犬、猫制品的区域”。
　　又例如在名称上，将原来考虑的“动物保护法”改为“反虐待动物法”，尊重了民众对动物福利认知程度不一的社会现实，能够将一些反对拔高动物福利的人群拉入到立法的支持一方，同时将“反虐待”这一保护动物的核心的理念传播下去。
　　而顺着这种思路，对虐待动物的行为科加处罚，也就成为一种共识下的合理逻辑。目前，我国刑法对类似动物园虐虎这样的恶劣行为，还存在罪名缺漏，现有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等都不足以惩治，这就给反虐待动物法提供了立法价值空间。从犯罪原理分析，类似沈阳森林野生动物园虐待动物的行为，将动物园项目作为一种资本运作的游戏，以“老虎断食”要挟政府，具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和反人道性，后果极其严重，理当承担刑事责任。将这种行为入罪具有正当性基础和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