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金融外交思想趋于成熟了——这是笔者在聆听完温总理在14日答记者问后的主要感受。
　　此次对话，共有13名记者提了14个问题，其中除了民生、国内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中央对台湾和香港的政策外，其余10个问题都是涉及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外交的问题，包括：1.人民币汇率问题；2.全球经济是否会有二次探底，中国如何应对；3.有西方人士指责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傲慢的问题；4.贸易保护主义；5.中国大国责任；6.中国外商投资环境问题；7.外汇储备投资方向；8.中美关系如何回到正常轨道；9.全球经济再平衡与中国责任；10.民意对中国政府对外政策影响力等。
　　14个问题中的10个是对外经济金融的提问，这个比重前所未有，说明中国经济已成为当今国际经济金融秩序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对外经济金融决策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市场已经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客观地说，这10个问题大多数有明显西方价值取向色彩，问得并不客气，甚至是刺耳的。但温总理的回答坦诚透明、不卑不亢、有理有据。
　　就坦诚透明而言，他非常客观清晰地描述了哥本哈根的60小时，让西方某些人士的小动作无所遁形，还中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积极、认真、负责的本来面目。
　　就不卑不亢而言，在回答外商投资环境的问题时，他说：“在应对金融危机当中，我们实行了许多刺激经济的政策：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我们都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参加招标的既有国内企业，也有国外企业。”这很容易让人联想美国政府救市时买国货的条款。
　　就有理有据而言，在回答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所列举的一系列数据非常清晰，事实胜于雄辩！
　　在这些直观印象的背后，更值得看重的是，温总理的回答所折射出来中国经济和金融外交思想已经趋于成熟。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在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对外开放中，一直处于不断探索的进程中，中国或多或少有着被外部规则和国际金融舆论牵引的特征。这集中表现在两点上：一、在微观企业层面，外资企业对中国国内企业拥有超国民待遇，比如外资所得税曾长期为15%，而国内企业为33%，逼迫得大量内资出口转内销，变成外商投资企业；二、在人民币汇率等国际宏观经济金融的问题上，国际经济舆论和海外金融权威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力相当大，而我们往往难以提出更公正合理的理论支持，并坚持自己的核心经济利益。
　　然而，这次总理的答记者问，完全没有替别人“消气”或“送礼”的味道，在不卑不亢、自信自强之后，更深层次的当是中国对外经济金融外交思想的系统和成熟。
　　首先，他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主权是中国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态度非常坚决：“在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上，即使是中国很穷的时候，我们也是铮铮铁骨。”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太深重了。因此，他们对于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怀有强烈的感情。我们的外交政策基本出发点还是要维护国家的利益，最重要的就是主权和领土完整。”
　　在外汇储备资产的具体问题上，他说：“国家的金融资产不容得有一点的闪失。在这里，我还要强调另外一面，美国国债是以美国国家信誉作担保的，我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让投资者放心。”
　　第二，强调中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竞争上的规则统一公平性，即使用同一个标准，而非双重标准。他指出：“我们要从法律上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而且使外国的企业能够享受同中国企业一样的公民待遇。”在国与国之间亦是如此——“我对有些国家要提高出口的比重予以理解，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为了提高本国的出口而贬低本国的币值，反过来又企图用施压的办法来强迫别国的货币升值。我以为这种做法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
　　第三，也表现了经济金融合作的诚意和柔性。我们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我们主张协商，通过平等协商总会找到互赢或者多赢的渠道”；“我们的对外方针还要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又是一个重友谊、守信用、有尊严的民族，平等对待对我们友好的民族，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出发点”。
　　由上述三点可见，中国的经济金融外交的内核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由以前或多或少为融入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而往往被动满足外部要求的特征，转向了中国一贯的政治外交的核心思想——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平等互惠。
　　产生这一重大变化的背景，一方面在于中国已经较深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秩序，对全球经济金融的游戏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已经不再陌生，某些国家的对己一套、对中国一套的双重标准已经失效；第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和金融出现收缩，中国经济金融的外部空间被收缩，风险性在加大，由外部汇率和金融动荡对中国造成冲击的隐患已经被中国高度重视。
　　在温总理的记者招待会后的今天，笔者相信，中国经济金融的外交思维已经进入了相对成熟期，中国在未来遭遇外部经济和金融冲击的风险将降低。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