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为主”有利于民工子女就近入学，但它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利益平衡机制。比如，曾被多次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就不失为一种选择。
  　教育改革是今年改革的重头戏，从教育的载体——学校方面说，如何解决去行政化问题？从教育公平的角度而言，农民工子女如何与所在城镇居民子女享受同等教育？这里的两篇文章对此进行了探讨。

　　近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征求意见，在征求意见稿中，有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引人关注。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是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其中包括1400多万随迁子女和5800多万留守儿童，这些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事关教育公平。
　　对众多留守儿童面临“学业失教、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困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了“加快农村寄宿学校建设，优先满足留守儿童住宿需求”。
　　而随迁子女的入学问题显得更加复杂。随迁子女就读的学校不外两种——民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目前仍面临政策壁垒、办学条件门槛等尴尬，更不同程度地存在资金薄弱、设施简陋、师资条件差、教学质量低、人员流动频繁等问题，身处其间的孩子们能否接受到“优质教育”让人担忧。对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有关支持民办教育的规定，不妨对这类学校稍加倾斜。
　　目前而言，我国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的基本政策是“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但农民工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学校依然困难重重。首先，公立学校的学校布点、作息时间等无法与农民工子女入学需求“接轨”。城市流动人口往往聚集在城乡接合部，“就近入学”原则下，生源的“贫富不均”往往让部分公办学校“人满为患”，几近超载；而较远的公办学校又因存在交通不便等问题而相对空置。再者，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民工群体而言，虽然免除了学杂费，但公办学校的餐费、服装费、班费、兴趣培训等隐性费用依然不菲，何况，很多公办学校仍在收取高额“借读费”、“赞助费”。
　　回顾我国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的变迁历程，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管制”取向，到20世纪90年代的“差别对待”，再到2000年以后的“两为主”原则——解决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问题“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教育平等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不过，“两为主”的背后也存在一个相悖的现象。“以公办学校接纳为主”意味着公办学校的投入加大，“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意味着将农民工流出地政府的义务教育责任转嫁到了流入地政府身上。如此一来，流入地政府的义务教育经费大幅增加，何况流入地往往是经济发达地区，无法得到中央财政补偿。相反，流出地政府不仅豁免了对流出儿童的义务教育责任，还会因为是农村地区或欠发达地区而得到中央财政的经费补偿。如此双重差异，流入地政府自然会觉得“不划算”，由此传导至公立学校，接纳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积极性也就不高，要么设置门槛，要么抬高收费。
  　这么说并非否定“两为主”原则的合理性，只是说，作为一项确保教育平等的基本政策，它还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利益平衡机制。比如，曾被多次提出的“教育券”制度，就不失为一种选择。简单来说，“教育券”制度即把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以教育券的方式直接发给学生或家长，钱随人走，不管在哪里入学，学生均可自由选择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费用，然后由学校向政府兑取经费。这样，既可以避免流入地和流出地间的利益失衡，还可以增加学校的竞争意识。
　　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旨在优化教育政策，促进教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不妨多做些诸如“教育券”之类的政策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