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在不少方面，区域发展失衡可以说已到了十分严重程度，中国内地省份经济和城市化发展中普遍面临的工业化不足问题就是其典型表现。
　　虽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已普遍被视为现代经济成长的必然趋势，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经济可持续发展只能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因为现代制造业能为更多有文化的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从而使经济增长成果得到更为广泛、公平的分配，不至于如同印度等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外向型服务业那样只能为一小撮“精英”创造与西方“接轨”的收入，而不能泽及大众。经济增长的成果得到更为广泛、公平的分配，又有利于国内市场的扩张，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更为持久的支持。正因为如此，与服务业占GDP比重较高的印度等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以工业化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实绩要炫目许多。同样，正因为即使现代服务业也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之上，尽管单个规模不大的城市可以将旅游之类服务业作为主导产业（且不提旅游之类服务业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一系列负面效果），但就一片足够广大的区域而言，整个区域可持续的城市化，只能以工业化为基础。
  　工业化是国民经济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就整个国家而言，我国早已跃居工业国行列，1966年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比重；由于第二、三产业受政治动荡影响较大而导致1967年至1969年三年第二产业比重再度低于第一产业，从1970年开始，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永久性地超过了第一产业。 近10余年来，中国制造业更赢得了“世界工厂”的声誉。然而，前30年的工业化布局相对均衡，但近30年中国工业化成果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广大内地省份仍然面临工业化不足的困扰。
　　我所说的“工业化不足”，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一个省级行政区人均GDP及GDP构成中工业占比两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之所以要如此定义，是因为一个地区假如兼具人均GDP高、工业占比低两项特征，通常是因为其工业化早已完成或超越，步入现代服务业主导阶段。根据笔者计算，按照这两项标准衡量，2008年有14个省区处于工业化不足状态，工业化不足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暴露得淋漓尽致。以湖南为例，主要大宗工业品产量多数不足全国总产量的1%，产量较高省区市产量往往是湖南的30倍以上：
　　2008年，湖南布产量为4.4亿米，仅占全国总产量的0.6%，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十五名，产量最高的山东省布产量131.8亿米，为湖南的30.0倍；家用电冰箱产量37.0万台，占全国总产量0.8%，位居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十三位，产量最高的安徽省（1130.5万台）为湖南的30.6倍；汽车7.57万辆，占全国总产量（934.55万辆）的0.81%；程控交换机7000线，占全国总产量（4584.0万线）的0.015%，产量最高的广东省（1967.5万线）为湖南的2811倍；移动通信手持机6000部，占全国总产量（55964.0万部）的0.001%，产量最高的北京市（20707.6万部）为湖南的34513倍……
　　区域发展失衡不仅隐藏着潜在的经济安全问题，而且已给我国经济和社会带来了众多显著负面后果。由于就业机会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年一度的春运由此成为我国交通部门的梦魇。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福利代价虽然无形，却更为惊人。由于众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不得不涌向少数大城市、特大城市寻找合适就业机会，导致这些城市住房问题极为突出，相应也就造成了《蜗居》热播，《蚁族》畅销……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措施缓解区域发展失衡不仅是解燃眉之急，也是为我国巩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已经制定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发展战略，近年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已经连续数年高于东部沿海，我们需要持之以恒地落实，以及因应现实不断充实完善。
　　近30年来，在开放经济体系下，中国沿海地区工业化路径的基本特点是依靠低成本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在出口中又是外资企业、加工贸易主导。这条传统工业化路径取得的成就堪称卓越，以至于国际上有人声称，中国书写了全球化时代最大的成功故事，国内外均不乏人认为，中美两国是19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其他国家都程度不等地边缘化了。在这个过程中，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考虑技术、管理和市场意识等输入的正面影响，仅就1978—2008年间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而言，该项比值最高于1990年达到50.4%；1997年44.4%；1989年44.0%；1987年26.2%；2000年24.1%；2007年19.7%；2006年19.3%，2008年9.2%。 惟其如此，尽管我们要努力推动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但先天因素和后危机时代的新形势决定了中国内地省份已经不可能成功全盘复制沿海传统工业化路径。中国要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继续向纵深发展，内地省份要摆脱工业化不足问题的困扰，都需要开辟新的工业化路径。除环保等已得到较多讨论的特点之外，这条新路径的主要特征如下：
　　更依靠内需发展，依托巨大且快速膨胀的国内市场实现与国际市场的相互促进，在开放环境中取得市场主动权；依靠更可持续的因素构建吸引投资与产业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单纯依靠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所谓“优势”；从而谋求更高效益，摆脱“贫困化增长”困扰。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