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有了一个高度统一的新共识，那就是城市化或城镇化是中国GDP增长的引擎。连关注三农问题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强调“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似乎要谢幕了。
　　GDP中心主义已经快过时了，城市化率和城镇化率正在成为考核城市政府、特别是县市政府的主要指标。一场新的“县际竞争”即将开始了！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办法有三个：其一是搞经济开发区，就是利用特殊政策把投资全部吸引到开发区来，剥夺其他地方(特别是农村)的发展机会。这叫工业集中化带动城市化或城镇化。其二是党政机关“迁都”，只要党政部门等权力机关从老城区搬家到了新城区，新城区就自然会快速发展。其三是办教育园区或教育城，让教育成为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工具。假改善教学条件、办第一流教育之名，把全县(市)的教育资源全部集中于县(市)新城区，这是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新办法。名曰教育产业集中化带动城市化或城镇化。
　　让教育成为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工具，恐怕是快速城市化或城镇化的最有效办法，比前面两个旧办法更有效。一个50万左右人口的(市)县，在县(市)城边上搞2000亩的教育园区，可以在短期内聚集5万人左右，再造一个新县(市)城，并使该县的城市化或城镇化的各种指标大幅上升。
　　只要把教育园区办起来，把全县(市)的好老师集中到教育城来，全县(市)的多数孩子就不得不进城读书。孩子进城了，家长怕孩子学坏，家长也得进城“陪读”。老师进城了，孩子进城了，家长进城了，县城(市)的房地产就自然火起来了。
　　去年下半年，笔者连续跑了好几个县(市)城，几乎都在酝酿或已经上马教育园区。同行的学生问大规模的教育园区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听到这样的问题，县(市)的干部就发笑。是啊，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当然不知道钱从哪里来。钱从中央的转移支付中来，不仅教育资源集中，各个科局都必须拿钱(挤占别的项目资金)，集中公共资源办“千秋伟业”，哪个科局敢不出钱；钱从农民的土地中来，2000亩教育园，其中1000亩变相搞房地产开发；只要你愿意把高中教育和义务教育对私人资本开放，愿意出钱的人多得是。因为孩子是座金山，钱从孩子身上源源不断地开采。
　　教育大发展了，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了，政绩看得见摸得着了，一举三得。虽然坑了农民和农村孩子，特别是贫困的农民及其孩子，但谁在意呢？在官方的统计中，一定是义务教育成绩多么多，读书全免费了，还免书本费了，还有多少贫困生“被温暖”了……可实际的情况呢？你用脚后跟儿都能想得到，孩子特别是农村的穷孩子，读书更难了，更贵了，教育致更多的农民家庭困难了，厌学、不读书的孩子更多了。
　　上世纪90年代搞义务教育“普九达标”。当时笔者写文章说，中央为教育转移支付一块钱，农民负担增加2块钱。因为要“达标”，只能打孩子的主意。2000年的时候，笔者算账，只要中央财政每年拿700亿-800亿元，全国农民孩子九年义务教育就可以免费了。现在，中央财政每年为农村义务教育支付的资金远远超过了2000亿元，可孩子们读书却更贵了，更难了。
　　改革如果没有民众的广泛参与，人民不能成为改革的主人，用什么办法阻止改革被异化呢？谁来保证新一轮的城市化或城镇化不会演变成对穷人的新一轮合法剥夺？

(作者任职于河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