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可谓难料。就在一年前，当全球金融危机阴霾密布并冲击到中国经济的时候，我们曾发出过“关注这2000万农民工的命运”的吁求——彼时，农民工大规模显性失业，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但短短的一年之后，“用工荒”之类的词汇，却在媒体上四处可见。
　　这一轮的“用工荒”，涉及范围较广，不少沿海地区均现严重缺工现象，甚至一些内地城市，也有叫苦声音出现。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两个区域——珠三角和长三角，自然首当其冲。严重者如广州，据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传统服务业等三大行业，缺工量预计达到15万人。
　　从一年前的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到现在缺工现象频现，原因究竟在哪里？农民工这个群体，就业上的波动又为什么会如此显著？
　　鉴于就业问题与宏观经济形势之间的紧密联系，农民工群体一年内在就业上显现出的“冰火两重天”，自然需要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上找原因。一年前，危机四伏，未来茫然；一年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外部形势也大有好转。企业用工量的增加，本身便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寓示着经济的转暖。
　　如果从农村劳动力总量不断减少的角度来看待缺工现象，或会发现劳动力局部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短缺几乎不可避免。在经济学家蔡昉看来，中国经济迎来了“刘易斯拐点”，既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阶段已然成为历史，那么，在特定条件之下，劳动力市场出现供求矛盾，并不值得奇怪。
  　当然，我们只能说，当下的“用工荒”，只能以“局部的、阶段性的、结构性的短缺”来作定义。要知道，中国整体的就业形势还较为严峻，就业问题远未解决，比如大学生的就业，仍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难题。表面上看，反差情形的出现，似乎是一个悖论，但实质上，这正是就业领域阶段性、结构性矛盾的一种体现。而这样的矛盾，又给农民工就业造成了较大的波动。
　　众所周知，农民工流入城市，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和低端服务业，呈现出脆弱、非正规的色彩。也正因此，农民工相比较于城市劳动者，其就业的不稳定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宏观经济的冷暖变化间，农民工的就业岗位也跟随变化，或失或得中无不反映出这个劳动力群体的鲜明特征。
　　一如其他领域，劳动力市场本身也具有调节功能。从农民工大规模失业到“用工荒”的出现，价格杠杆必然会发生作用。这从不少地方近来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中可见一斑。尽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有既定规则可循，但在“用工荒”的背景下，多个地方的积极举措，却也不乏刻意的痕迹。
　　回过头看，近年来，“用工荒”的现象时有出现，今年的情形并不偶然。换一种角度来观察，在金融危机期间，由于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出口形势急剧恶化，“用工荒”一时得到缓和。但这不意味着，中国就业领域中的阶段性、结构性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
　　面对“用工荒”的现象，从长期的视角考量，必须强调加强对农民工权益的保护。每一座城市，都应该善待为其发展做出贡献的劳动者——即便他们默默无闻，即便他们所从事的行业是如此的不起眼。同时，也要从改良教育的角度出发，努力培养合格的、适用的劳动力，以便逐步解决阶段性、结构性的问题。
　　其实，农民工群体在就业上呈现出的脆弱性、非正规性，也与农民工长期以来一直徘徊在城市的边缘不无关系。他们缺少好的教育、缺少公平的社会保障，甚至也缺少公平的就业权利，他们人在城市，却不能真正安居，缺少提升空间，如此，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化必然会深刻影响到这个群体。
　　要破解这个难题，还是要回到如何城镇化的命题上来。农民工的命运，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与中国未来新的城镇化进程将结合在一起。这里所说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而是将户籍制度的破题与中小城市和城镇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并赋予新市民们同等的教育、社保、就业等权利。事实上，这也正是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的重要使命。
　　当下劳动力市场出现的矛盾，是个经济命题，又不仅仅是经济命题，带有历史特定阶段的必然性，也与我们这个社会的诸多问题纠结在一起。让一部分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安居下来，成为新市民，这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思路与现实任务，对于缓和“用工荒”的矛盾，也将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