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议会通过新的立法，收紧对国外投资的管理，对可转换债券实施等同于股权的管理，这是自2009年9月澳大利亚限定15%的持股上限以来，第二次收紧海外投资规制。虽然从实际效果来看，可转换债券与股票相差无几，无疑是间接实现股权投资的途径之一，对此类投资实施类似股权的管理也无可非议，但澳大利亚新规无疑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投资保护主义正日渐流行起来。2010年，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除了要应对经营失败的风险外，首先要面对的，将是在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宗主国审批等体制上的阻力。
　　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是与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密切相关的。当然，根据以往的经验，在全球经济不景气时，一般宗主国会欢迎海外投资。而中国的海外投资之所以遭遇如此多的阻力，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投资主体多为国有企业。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存量中，国有企业占到70%，而民营企业则只占到1%左右。而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又多由央企完成，2009年，央企对外投资流量占到对外投资总量的78%。国企对外投资时，容易从两方面招致阻力：一是国企身份容易激起宗主国的反对情绪，从而引发媒体和政府的关注；二是国企（尤其是央企）改革后，多在垄断领域从事经营活动，因此，在进行海外投资时，也多投资在宗主国的垄断行业，这些行业尤其容易引发利益冲突。
  　其次，投资环境存在更多的竞争。在上世纪60~70年代，当日本企业大举投资海外能源、资源时，虽也引发了当地的一些反应，但远不足以影响到日本企业顺利完成投资。时隔几十年，海外投资的环境已有很大变化。虽然从总体上看，投资自由化的潮流日渐被各国政府接受，但投资竞争却空前激烈。
　　中国对外投资时，首先是要面临市场已经存在的外国投资者（主要是日本），以能源来说，日本在1960~1980年间在全球投资了321个石油项目，这些项目多位于中东，占据了能源生产的主流市场。在日本之前，则有欧洲、美国的投资，因此，中国企业要想在主流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显得颇有难度。在资源领域，在同一时期，日本企业与三大铁矿石公司都建有合资企业，甚至拥有淡水河谷的控股权，而且，到目前为止，日本企业仍在不断增加对这些合资企业的投资。其次，中国海外投资的企业要面对的是来自宗主国的竞争者。在中铝(601600,股吧)-力拓案中，必和必拓的搅局是导致195亿美元投资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在与当地企业竞争时，还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中国企业对当地企业甚至是产业造成了一定冲击，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引发当地商会、居民的强烈不满。
　　最后，是至关重要的就业问题。如果把各国所具有的优势分为劳动力成本、劳动力市场稳定性、技术和市场四类的话，中国在除技术之外的三项中占有优势。而发达国家在技术上有优势，发展中国家只在劳动力成本和市场上具有中等优势。
　　从这一比较优势的结构来看，中国企业在对发达国家进行投资时，多数会选择“获取技术+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的模式，而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时，则会选择“利用自身技术+雇用国内劳动力+当地销售”的模式，这两种模式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各自优势的。但是，正是这一模式引发了最严重的冲突，上面提到，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多数国家会欢迎海外投资，原因是会给当地带来就业。而中国企业的上述两种投资模式都可能削减当地就业，因此，会引起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反对。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认为，在2010年甚至是今后相当长时间里，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保护主义。中国政府与企业应当从保护主义的起因出发，多途径探寻缓和矛盾的方法，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第一，要加强与宗主国地方政府的互动。在有些国家，尤其是一些联邦制的国家里，地方政府的态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在美国、澳大利亚、伊拉克等地都普遍存在。以美国为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对当地产业、企业的影响，以及对当地就业的影响，会首先影响到州议员的选情。因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公关活动，不能完全放在其联邦政府上，要把更多精力用在与地方政府打交道上，甚至应当把地方政府作为游说的重点。
　  第二，要切实重视当地的产业和就业。无论是从国家层面看，还是从企业层面看，中国对外投资都要做长期、战略性的打算。因此，要切实重视当地产业发展状况以及就业状况，要坚持做“共赢”的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开始阶段，可以考虑与当地企业建立合资公司，雇用当地劳动力、在当地生产、部分销售到国内。这样，就可以实现兼顾中国企业、当地企业、当地就业的目的，也可以缓解贸易顺差所带来的政治和经济压力。只有这样，中国投资者才有可能获得当地社区的支持，才可能在当地长期投资。
  　第三，要脚踏实地，不能冒进。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要小步慢走，尤其是在开始阶段，切不可冒进，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日本也曾在房地产、影视产业上有大量冒进投资，但这些投资都是日本最为失败的投资。相反，日本在汽车、能源、资源、电子等许多产业都有大量由小做大的投资，日本汽车企业为了进入美国市场，甚至做了几十年的规划，这些投资最终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第四，加强政府层面的协调。首先是要在外交领域，加强应对保护主义的力度，政府相关机构应当在中国企业遭受保护主义侵害时积极出面协调，保护中国投资者在当地的利益。其次，政府要鼓励民营企业、非国有企业走出去，要解决民营企业海外投资融资难的问题，加强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保险制度建设。可以考虑以合资企业的形式，由多家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组成集团，集群式走向海外，以降低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