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前不久国企高管年薪是否“天价”招致热议之后，企业高管“天价薪酬”这一议题，近日再次借房地产上市公司年薪排行榜进入公众视野。

　　任志强天价薪酬引争议

　　国房地产经理人联盟（中经联盟）依据2008年在内地上市的上市公司年报统计数据，对上市房企高管年薪酬进行了前 100位排名。其中，香港长江实业董事总经理甘庆林以年薪1835万元位列榜首，而北京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以年薪774.3万元位居第二，成为内地年薪最高的一位房企高管。
　　上榜的100个房企高管，2008年平均薪酬为98万元，远高于国企高管平均值，而低于金融业高管薪酬。值得一提的是，奉陪末座的广州珠江实业董事总经理年薪仅3.36万元。中经联盟秘书长陈云峰在其博客中透露，未入榜的信达地产董事长徐祗祥，年薪只有1.2万元。他评论道：“真想象不到，拿这个待遇的董事长，怎么有力气带领员工出干劲、为股民争业绩，除非是不实披露。”
　　任志强以时常语出惊人或者雷人著称，并因此蜚声地产界内外。如今，在金融危机余悸犹存，通胀威胁在即，房价飞涨而调控政策效果尚待观察的背景下，任志强高居内地房企高管年薪榜首，顺理成章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和质疑的对象。
　　日前，任志强在北京市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称“北京市不必抑制房价，它还会继续上涨。”“农民工在北京都能买得起房。”薪酬榜披露后，有评论将其高薪和惊人之语联系起来，质问“谁给了任志强拿高薪乱放炮的机会？”进而有人认为，任志强鼓吹房价上涨的目的就是为了追逐天价高薪。
　　薪酬榜公布次日，CCTV记者电话采访任志强，他的反应十分激烈。“公告（年报）上的数字，国资委给我多少钱，和我真的拿多少钱，能是一回事吗？2009年会比2008年更高吗？你怎么知道2009年会更高？我还觉得更低呢。”
　　也有业内人士认为，在2008年度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最高的前15家企业中，房企占据3席，任志强的薪酬位居前五位，确实很高，但相较于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2007年高达6000万的年薪，并非最高。任志强高薪引发争议，也存在华远地产有关高管薪酬的提取办法不够透明，信息披露存在瑕疵等因素。而同业中与万科、中海等房企高管薪酬横向比较，任志强的单位薪酬为华远带来的利润处于低位。换句话说，从薪酬和绩效之比看，任志强年薪偏高。

　　年薪制约束机制失灵

　　年薪制是国际上支付企业经营者薪金较为通用的方式，通常由基本薪、绩效薪酬、福利、津贴、期权等部分构成，主要着眼于激励企业经管人员、强化其责任感、高薪养廉，简单而言就是按业绩拿钱，兼顾抑制管理腐败。
  　一般而言，评价薪酬的标准，主要由内部公平、外部公平以及受薪者自我价值认同等要素构成。内部公平体现在企业内投资者与经管人员的契约上，外部公平除了同业横向比较之外，还应该体现一个重要的维度—社会公平。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企业高管的薪酬是其普通员工薪酬的20到30倍。即使在今天，美国之外的许多国家的企业CEO薪酬与普通员工薪酬之比仍然维持在这一水平上下。例如英国为22倍，加拿大20倍，德国为12倍，日本11倍。
　　虽然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企业的市场化程度日益增加，但毕竟脱胎于计划经济的母体，企业所有制性质因而独具特色：除了央企、地方国企中具有行政垄断特征的企业之外，也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上市公司以及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上市公司。
　　2002年，中国推行国企高管年薪制，明文规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2倍。按此规定，以2007年统计数据，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24932元，高管平均年薪应该不超过过31.25万元。但事实上，金融、电信、石油、烟草等国企高管薪酬，大都突破了限制。尤其是金融业，这种突破更为厉害。
　　差别巨大，不但凸显了财富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等社会弊端，在企业内部也问题丛生：安徽某国企亏损过亿而老总年薪依然过百万，国企老总花钱买院士头衔被骗公款买单，国企破产老总空手套千万资产揽政府工程等消息均见诸媒体。年薪制的约束机制失灵，有效性可疑，民怨和非议自然接踵而至。
　　2008年，金融风暴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企业高管巨额年薪成为非议对象，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企业高管薪酬制度，为平抑民怨而采取相应限制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2月4日颁布限薪令，规定接受政府注资的银行和其他企业高管，年薪上限为50万美元，为美国普通家庭收入的12倍。近日，中国财政部也颁布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280万人民币。”但此“限薪令”的社会反响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网民怒指中国版“限薪令”名为“限薪杠杆”，实为“涨薪标尺”。
　　随着经济企稳回暖，金融界企业界故态复萌追逐巨额年薪，政府颁布的限薪令成为一纸空文。去年11月，美国一家薪酬咨询公司公布研究报告，预计华尔街企业2009年向职工派发的分红将比上年增长约40%，平均约为33.6万美元，是美国普通家庭收入的8倍。而2009年最赚钱的投资银行高盛的员工平均将拿到59.5万美元的年终奖；华尔街高管奖金可能高达千万美金。高盛为应对英国金管局打击银行巨额花红政策，为伦敦分行高层和明星经纪的薪酬花红设置上限为100万英镑（约人民币1100万元），却激起强烈反弹，面临高层和明星经纪出走的威胁。
　　2010年1月4日，美国政府重申限薪令：凡是接受政府救市资金的银行或者其他华尔街机构，其高管年薪不能突破50万美元。华尔街高层的贪婪，也让美国总统奥巴马怒不可遏，1月14日起的一周内，两次指责华尔街高管发高额奖金很下流，并准备向大型金融机构征收占其债务0.15%的“金融危机责任费”。
　　在中国，企业高管特别是国企高管高额年薪也遭遇公众持续质疑。1月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北大光华学院新年论坛演讲时，认为国企高管年薪平均60万不高，并称从今年起央企高管的薪酬与企业业绩直接挂钩。16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则首次明确将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与高管薪酬相联系。

　　巨额薪酬如何与业绩挂钩

　　然而也有专家认为，央企高管高薪仅仅与经营业绩挂钩，而不考虑其独有的资源优势，政策实施效果未必能让人满意。
　　北师大公司治理与企业发展中心主任高明华教授认为，垄断国企高管薪酬合理性的判断不能简单地按照一般企业的标准，直接将企业业绩与高管薪酬挂钩，而应该将垄断因素考虑进去。他的一项研究显示，仅从薪酬和业绩之比看，薪酬对垄断企业高管激励严重不足，但考虑了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对企业经营业绩的“放大效应”后，结果却表明，“考虑了垄断的”国有垄断企业的高管薪酬激励就不是不足，而是过度了。
　　其次，有专家认为“限薪令”会对央企集团高管直接产生效力，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却不易控制。所谓“天价薪酬”的问题，主要出在地方国企，以及国有参股企业，比如任志强所在的华远地产这样的企业身上。国资委监管的136家中央企业，到2008年底总资产接近18万亿元，其中80％都是上市公司。根据《公司法》，这些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应由董事会来决定。
　　而公众对“限薪令”心存疑虑，甚至认为有演变成“涨薪令”的可能。则是基于许多国企高管已超出280万上限这一现实，以及公众长久以来对国有企业赢利模式根深蒂固的成见。超出者能否降下来毫无把握，只担心未达到280万的国企高管，会很快向这个水平看齐，华尔街的做派，并不是孤例。
　　总之，企业高管巨额薪酬，不为公众认可。主要原因无外乎巨额薪酬与业绩不挂钩，与员工待遇悬殊过大，薪酬额度无标准、信息不对称，许多企业产权不明晰，决策不透明，国有企业主要依赖垄断获利等。
　　管理咨询专家王俊强认为，根治高管“薪酬”之“痛”，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其一，应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组建由独立董事为主导的薪酬委员会。薪酬标准由有公信力的独立第三方拟定，而非现在沿用的老子给儿子定价，缺乏公正性。
  　其二，建立职业经理人市场，实现市场化薪酬与市场化用人机制的协调统一。打破国企高管的公务员经理人“两栖身份”困境。。
　　其三，增强高管薪酬的透明性，不仅应公布高管薪酬水平的绝对值，更应明示其薪酬结构和具体的支付方式、业绩条件等，以使公众清楚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对应关系。
　　其四，完善绩效考核体系，实现高管薪酬与管理绩效的对接。高管薪酬决不能不顾绩效旱涝保收。
　　公众非议和质疑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并非“眼红”或者“仇富”。而是针对高管薪酬与业绩之间严重背离的现象。企业绩效逐年下滑，高管收入却节节攀升，这显然是普通员工和股民所无法接受的。这也是公众对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任志强的高薪，远不如对中央国有垄断企业高管高薪关心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