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房价拼命上涨的这一段时间里，物业税屡屡被人提起，又屡屡被人按了下去。
　　提起的原因，是人们对它或许能够平抑房价的预期；按下去的缘由，则是人们对它的误读和不解，对它牵扯面和操作难度之大的疑虑，更重要的是某些利益集团对它的抵触。
　　目前的房价构成中，地价占了很大的比重，少则两三成，多则一半以上。物业税是以土地及其附着物为课税对象的，把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变成70年每年交付的“地租”(可与现有相应的税种合并)，并由企业一次垫付改为直接由购房者每年上缴，换句话说，买房者“养房”成本大大提高，投机的可能性则大大降低。如果再加上其他配套措施，比如企业在拿地时，规定期内房价低者得，那么，房价就更没有疯涨的道理。在开征时，还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豁免和减税，如对低收入者免税，对第一套住房低税等等，那种认为开征物业税无疑会加大百姓负担的观点，是对物业税的误读。
　　有经济学家认为，70年的土地出让金从技术上是无法分成70年的地租形式的；并且认为，取消了土地出让金，土地就无法流转。其实，就像买房有一次性付款也有分期付款一样，70年的地租可以一次性付清，自然也可以分70年付清，这在技术上会有什么难度呢？土地是国家的，谁出的地租高，国家就租给谁，就像谁给的利息多银行就把钱贷给谁一样，取消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土地怎么就无法流转了呢？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另一种误读。
　　不可否认，现有涉及房地产的税种已经够多，不仅繁杂而且效率低下，夹杂在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税种中的各种收费更是举不胜举。其实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一种统一和规范的“不动产税”，才需要在房地产开发、交易和拥有的环节中，出现一种能够改变重交易、轻持有，重投资、轻居住的状况，能够平衡供求、加快流转和抑制投机的税种。这一点，物业税是可以胜任的，正如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上所写的——“实施城镇建设税费改革，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相应取消有关收费”。
　　那么，为什么物业税在许多地方空转六年却迟迟不能推开呢？各种各样的困难形成的阻力固然很多，比如如何统一全国的房产登记信息，如何合理地估算房产价值，现有税费制度如何与之衔接，税基、税率和免征额如何确定等，都有一定的技术难度，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筹划。但是最大的阻力，恐怕来自地方政府。毕竟一次性土地出让金对地方最有利，也见效最快。至于物业税有可能损害地方利益的担心，在技术层面很好解决，可以在利益重构上适当有所倾斜。
　　根治“土地财政”的办法固然很多，物业税不失为一种良策。如果对倚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来个釜底抽薪，相信很多地方会少了些“GDP”的冲动，会避免许多形象工程的折腾，会让他们更专心地做一些监督与服务的事情。
　　如果那样，岂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