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不久发表了一篇“我们真的相信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吗？”，结果可想而知，在网上引起了很多人质疑。大家都认为中国消费需求不足，并且对此深信不疑。看起来这似乎是个很难被推翻的命题。可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这个判断，其实并不一定那么靠谱。
　　很多人提到下列数字来论证中国的消费不足：扣除掉政府消费支出，中国当前的居民消费支出占GDP只有36%，而且这个占比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还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而这些年来，发达国家国内消费支出往往占GDP的75%甚至更多，发展中国家也接近70%。在国民储蓄率相对较高的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个占比在60%左右（其中政府消费约占GDP的10%）。经济学上有个关于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的原理：过多的资本积累（对应着过低的消费）所拉动的增长，是不能维持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依靠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政策，也只是带来昙花一现的经济繁荣。而如果中国这么低的消费占比以及下降趋势是真的话，那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怎能维持这么久的高速增长。
　　我不认为今天的中国经济仍可以是“正常经济”的一个例外。实际上，市场和经济开放的力量，早已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变化的指引，宏观上的一些大比例关系（如积累与消费、储蓄与投资等）应受市场和经济开放力量的支配而趋于大体合理才对，不然，其经济后果不堪设想。试想，如果由于某种原因，10年来国内消费开支相对于GDP的增长持续不断地下降，那经济还能在增长的轨道上持续这么多年而不出轨么？
  　就消费模式和消费与GDP占比而言，中国应与东亚经济的经验比较接近。而由于统计本身的原因，我们实际的消费占GDP比重，应比我们看到的高得多，至于它在过去十几年的下降趋势就更不太可信了。已有的消费不足的说法很可能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说不定我们在总量统计上看到的消费占比下降，更多是统计本身的问题造成的假象，像居民住房等服务消费支出，在统计处理上就存在严重偏误。
　　与消费不足的判断相呼应的，是扩大消费拉动增长的命题。其实，这又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很容易误导政策制定者。扩大消费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政策吗？经济学家的回答，一定是不能。道理很简单。假如为了扩大消费开支，政府今年决定把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钱的一半（约占GDP的20%）拿来作为消费券发放给每个公民，这能拉动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吗？显然不能。正常条件下，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推高物价水平，引发通货膨胀。上世纪80年代，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奖金分配总额曾超过国民收入（当时叫国民收入超分配），结果反复出现通货膨胀。只有在经济严重萧条时，扩大消费方能作为短期救急政策，因为经济萧条时，社会库存大幅度增加，政府的消费支持计划或者补贴消费政策可以帮助消化社会的库存，对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有一定积极作用。这也是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的政策含义。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2008年至2009年我们采用扩大消费政策取得一定成效，也证明了这一点。
　　过分夸大消费不足，是错置了我们的注意力。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居民服务消费开支的实际增长，我估计，最终消费支出（包括了政府消费）相对于GDP并无大的变化。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这些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率其实并没有上升，很多年份甚至还有所下降。但由于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快，再加上现有劳动力市场的特征，来自生产部门的“储蓄”保持了快速增长势头。这使得中国这些年能继续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不至于大量举债。没有这额外的储蓄，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可能会慢下拍来。
　　正由于保持了投资的持续增长，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才得以持续提高。可持续提高生产率的宏观效应，常被人误读为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并以此来证明消费不足。产能过剩也许存在于某些时点上的个别产业或产品，但这并不足以证明是个结构性问题。用产能过剩来支持消费不足的判断，或者支持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说法，缺乏足够的理论和经验依据。
　　消费占GDP的比重，从长期来说一定会不断提高（相应地，国民储蓄率也会不断下降），但那是经济不断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上世纪70年代，日本和东亚四小龙为此提供了很好的实例。通过资本投资持续提高一国人均的资本存量，劳动生产率才能增进，工资和人均收入水平也才能不断提高。因此，扩大消费，不能设想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政策。脱离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均收入的实际水平，呼吁扩大消费需求，不仅在理论上似是而非，而且容易误导公众。中国现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发达经济的十分之一，人均资本存量只有日本的5%，这意味着中国在现阶段保持比发达经济更高的投资增速不仅可能，而且也是实现收入快速增长和缩小与发达经济的收入差距所必要的。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