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刚公布的数字，去年农民人均收入突破五千元，好、好、好，大快人心！中国十三亿人口，八亿在农村，毫无疑问，这样的结构决定了“三农问题”在中国必然举足轻重。农民富则国家富，农民不小康，中国不可能小康。也正因如此，中央当初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就强调要把“生产发展”作为首选目标，而且三令五申，建设新农村不单是建村庄，而重点是帮助农民脱贫致富。
　　我从小长在农村，目睹过贫穷，也挨过饿。自己有亲身感受，所以对政府出台的惠农政策，皆衷心拥护。而且我还有个看法，今天政府的惠农政策，受益的不只是农民，城镇居民其实也是受益者。几年前，温总理曾到中央党校讲话，说他一直思考农民增收与中国经济增长是什么关系？他的答案，两者是一回事。理由是中国经济要稳定增长必扩大内需，而扩内需的重点是农民消费。否则内需不足而经济停滞，城镇职工也将大量失业。
　　温总理说得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龙精虎猛，G D P总量已跻身全球第三，不容易，了不起。然而问题在于，如此庞大的经济体，若再主要靠出口拉动怕不现实。横观天下，目今国家间贸易战狼烟四起，摩擦不断，这说明主要依赖外需已行不通。防患于未然，中国不如改扩内需；而且我也赞成把重点放在扩大农民消费方面。可当下困难是，企业产品再多也不可能白送人，而农民收入低，囊中羞涩让他们拿什么消费？可见要扩大农民消费，归根到底得增加农民收入。
　　经济学说过，收入决定消费。本来也是，消费要受收入的约束，至少低收入不可能高消费。因此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研究政府怎样去增加农民收入。事实上，这些年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不少，从补贴粮食流通到直补粮食生产；从农村税费改革到免征农业税，力度之大前所未见。平心而论，这些政策也的确帮农民脱了贫，功莫大焉；但客观地看，目前农民也就是脱贫，还远未致富。而且政府惠农政策已经出尽，下一步怎么办？除了中央强调的加大对农业投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外，我想到了三条，这里就分点说说吧。
　　一、以城带乡。我一贯的观点，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头痛医头。功夫在诗外。农民增收，应做足城镇化的文章。理由简单，目前农民人均耕地两亩，若分散经营种啥也富不了，除非种黄金。我到农村考察过，像河南、湖北等中部地区，种粮每亩净收入不过500元；西部会更低；据说山东寿光农民种菜的收入要高些，但全国农民不可能都种菜，菜多了卖不掉照样会亏本。因此别无选择，农民要大幅增收只能规模经营。一个农民种两亩地不能富，若种20亩就可年收一万元。问题是，规模经营会使农村劳力剩出，若城镇化不发展，农业劳力转不出，规模经营无从举步，可见农民增收的关键，是推进城镇化，以城带乡。
　　二、明确耕地产权。信不信由你，把耕地产权明确给农户是早晚的事。既如此，那么我认为晚给就不如早给。有人说，把耕地产权给农户是私有化，此言谬也。经济学说，产权非所有权。所有权是法律上的归属权，而产权则指财产使用、收益与转让权。把耕地产权明确给农户，耕地的法律归属权(所有权)可不变，还是归集体。由此看，耕地确权与耕地私有化完全不搭界，是两回事；而那种担心土地私有化的论者，是漠视了产权与所有权的区别，纯属杞人忧天。
　　将耕地产权界定给农户，我认为好处有三：首先，农民有了耕地产权，耕地不仅可自由转租，也可入股取得财产性收入；其次，农民将耕地产权抵押给银行，可从银行贷款。这些年大家都说农民贷款难，人人亦云，但究竟难在哪却没人深想。其实，农民所以贷款难，难就难在无财产抵押。银行是企业，要规避风险，无财产抵押贷款怎会不难呢？再次，把耕地产权界定给农户，农民权益就有了保障。至少，政府日后再征用农民的土地，价格就不能单由政府定，而需与农民协商，否则，农民就可依法与政府对簿公堂。
　　三、改革补贴方式。说过了，政府补贴农业我拥护，而且必须补。但要指出的是，国家给农民的补贴并非单向扶农，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与农民的一种交换。以粮补为例，国家给农民粮补，表面上，这似乎是对农民的援助，但我不这样看。物以稀为贵。假如农民少种一些粮食，粮价必涨；而今天粮价不涨反跌，为什么？经济学的解释，一定是粮食种多了。是的，由于政府为保证“粮食安全”管制了耕地用途，农民没办法，粮食再多也得种。问题在于，保“粮食安全”是政府的事，政府的事却让农民来承担，政府当然要付费。从这个角度，所以我说粮补的实质是政府向农民购买“粮食安全”。
　　至于补贴方式，我总的观点是，粮食短缺时，政府不必补生产，而应放开粮价，转补城镇低收入者买米；相反若粮食过剩，政府也不必补流通，而应补贴农民休耕。粮食供应不足，放开粮价对粮农绝对是好事，政府不必管。按粮食亩产一千斤算，若粮价上涨5毛，农民每亩增收500元；而政府给农民的种粮补贴加在一起也不足100元。再算一笔账，现在国家每年给农民的粮补近800亿，用这笔钱去补贴城镇低收入者买米，若每人补800元，可补一亿人，城里哪有一亿人买不起米呢？
　　粮食过剩时我主张补贴休耕，主要是考虑两点：一是避免农民卖粮难；二是“保护价”收购成本太高。过去有教训，痛定思痛，我们实在不应再蹈覆辙。要知道，粮食是保鲜商品，过上三、五年就变质，这样过多地储备粮食就不如适度储备耕地。万一哪天粮食少了，政府让农民复耕就是了。粮食生产周期不长，就三个月，只要政策对头，粮价足够高，何愁农民不种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