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随着各地2010年高考报名的推进，有关高考改革的话题再次引起社会关注。到2009年底，北京、黑龙江、吉林、陕西、湖南相继公布新高考改革方案，至此，全国有15个省市区公布了新课改后的高考改革方案。但是，分析这些地区的改革方案，均没有迈出实质性步伐。无非是将原来的高考科目拆分与重组，但集中录取制并没有变，学生与高中仍以分数为最高奋斗目标。
　　高考改革的僵局如何打破，成为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去年提出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后，前不久，以北大法学院张千帆教授为首的法律界人士，也推出了一份《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建议书》，力图打破中国各省之间存在的倾斜的分数线，倡导给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平等的录取权，给西部边远省份考生更多的政策倾斜。（《中国青年报》1月6日）

　　在关系到各地学生升学机会的录取指标分配问题上，已经纠缠了至少20年，基本的利益格局一直难以打破。在教育系统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面前，有人提议，可以考虑引入“鲶鱼”，以激活这一潭死水。具体而言，可以像当年发展经济引入世界500强企业在内地经营一样，引入世界一流大学到内地办学，这样可以提供更丰富的教育资源，更多的教育选择，在促进大学竞争的同时，高考的单一模式也就不攻自破。
　　可是，在我们的近邻印度宣布将于今年7月前完成相关立法，向外国投资者和一些世界顶尖大学开放高等教育，允许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等顶尖大学进入印度开办分校的时候，外国一流大学来我国内地办学，还是没影子的事。
　　这让我想起了一系列有关引入“鲶鱼”、促进教育发展的旧事。我国的民办教育，曾一度被认为是促进高等教育发展的“鲶鱼”，因为他们的办学资金来自民间，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当初的招生，也是可以自己“说了算”，可是，这条“鲶鱼”很快就不灵活了。为“规范”招生管理，我国教育部门规定，民办高校也必须纳入计划内招生，必须录取参加统一高考的学生，民办本科放在二本，民办高职放在最后一批录取。可想而知，如此一来，民办学校会有怎样的竞争力。
  　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自主招生，也曾被广泛认为是促进内地高等教育竞争的“鲶鱼”，甚至曾一度让我们见识这条“鲶鱼”的强大威力，2006年，内地多名状元放弃北大、清华的录取，投奔香港的大学。可是，同样好景不长，2007年，在不造成内地教育资源浪费的宏旨下（考生放弃北大录取，北大当年的招生计划自然没满额），香港地区高校在内地的自主招生，被规定在内地提前批录取之前完成。这也意味着，教育管理部门从根本上取消了高校之间的竞争机制。至于另一条“鲶鱼”——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其命运也大抵如此。
　　一条条“鲶鱼”，就这样消失在高考制度中，面对这样的教育管理，国外一流大学来办分校的念头可能会打消，即便来，也难起到鲶鱼的作用——如果规定耶鲁大学的分校，在内地只能放在二本招生，它再怎么折腾，也就是一所地方院校！
　　从“鲶鱼”之死，我们不难看到高考改革的关键“命门”，也就是教育管理部门是否愿意真正放权。因为，如果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高考改革，教育管理部门必将失去现在拥有的审批计划权、办学权、评价权、考试权。现在各地的高考制度改革，无一例外都是由政府教育部门主导，是在不动摇上述权力的基础上而进行的所谓改革，所有民间的改革建议，最终都撞在既得利益的墙壁上，沦为纸上谈兵。
　　就这样，所有关于高考改革的好办法，最终都变为差办法，到了现在就成了“没办法”。要让高考改革有办法，还得回到改革教育管理制度的根本上来。

（作者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