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驱动型经济在过去的一年里遭遇严峻挑战。出口这驾马车暂时停止发力，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最有力支撑力量。但是，大国崛起不可能永远依靠投资，投资驱动型经济亟待转型。启动国内消费，方能促经济发展方式之转变。要突破当今国内市场的消费僵局，治本之道非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莫属。格局调整难矣！非一日之功；非一方力量能左右。而减税促消费，立竿见影，尤以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收为甚。
　　据透露，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订包括个税、部分商品消费税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方案，税收调整意愿强烈。此时以减税来推动国内消费，当其时也。
　　减税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任何国家减税时都会三思而后行。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不过7％，政府对个人所得税减税的承受力较强。个税减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收入多了，消费自然会上升。
　　个税减税空间较大。未来应结合综合所得税制改革，综合考虑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家庭等因素进行减税。当前，个人所得税减税应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提高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免征额）。随着公共事业改革的推进，资源能源税收和价格改革步伐的加快，代表着生活成本费用的免征额有进一步提高的必要。提高免征额将直接增加收入相对较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既是改善民生之举，又有促进消费之效。一些地方，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个税收入可能会因此大幅度下滑，因而这些地方可能不支持减税。这属于政府内部财力分配格局的问题，通过进一步完善分税制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二是调整工资薪金所得适用税率结构，降低税率。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应改为三级超额累进税率，扩大5％低税率适用收入范围，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如将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定为30％，这将大幅度提高中高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这似与收入分配目标相悖。实际上，国际税收竞争可能导致高税率形同虚设。周边国家（地区）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低于中国大陆地区，大量个税税源流失，更是凸显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下调的必要性。当前中国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初次收入分配的不合理，赋予个税，特别是工资薪金所得所对应的个税过多的收入再分配功能，反而可能起到逆向调节的作用。中高收入阶层在消费总额中所占比例较大，减税促消费的效果更佳。
　　消费减税政策，将直接促进消费。过去一年中，住房、汽车等消费减税政策就是很好的例证。住房消费所涉及的营业税、契税等减税措施，在住房市场尚属于卖方市场的今天，既促进了住房消费，还繁荣了楼市，改善了居民住房条件。2009年小排量车的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大大拉动了汽车消费，中国汽车产销量均创历史新高。
　　消费减税政策的选择需要谨慎。税收并非万能。认识到税收政策局限性，才能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的积极作用。为此，消费减税政策尚需进一步完善。为促进消费，2010年延续了小排量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但减税力度下降。这是因为好政策也有政策效力递减的问题。2009年小排量车临时性减税政策，促使一些潜在购车者提前消费。2010年再实行同样力度的优惠政策，效果自然要打折。
　　车购税减税政策力度下降不会太多地影响汽车消费。中国已进入汽车时代,促进汽车消费的最有效办法还是降低汽车售价。国内中高档汽车价格普遍高于国际市场，有的甚至超出一倍，汽车厂商降价空间巨大。只要价格大幅度下降，中高档汽车消费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当然，未来的车购税仍有很大的下调空间。车购税是一种专门用途税，收入用于公路建设和维护。如今，中国公路建设已取得辉煌成就，且分摊成本的汽车越来越多，车购税税率从长远来看应大幅度下调。
　　减税也是促进奢侈品消费的有效做法。有人提议开征奢侈品税，以改善收入分配。顾名思义，奢侈品税是对奢侈品消费所课征的一种税。在现实中，它一般表现为选择性消费税。例如，目前我国对高档手表征收20％的消费税，就带有奢侈品税的性质。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在初次分配，应从初次分配入手进行综合治理。
　　课征奢侈品税从表面上看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因为只有富人才消费得起奢侈品。但是，面对开放的世界，中国已不能再用封闭经济的眼光来选择税制。国际税收竞争决定了一国税制选择必须兼顾其他国家（地区）的税制。一些国家（地区）对奢侈品征税少，免税店更是无相关税收，其结果是，国内不少奢侈品价格高于境外，富人选择境外购物，不仅税收流失，而且连本作为内需的奢侈品消费也不复存在，内需转变成为其他国家（地区）的外需。于是，预先设计的课征奢侈品税政策目标不仅无法实现，且不利于内需扩大，这与我国促进消费的目标是相悖的。如果国家再加征奢侈品税，只会导致国内奢侈品市场的进一步萎缩，消费扩大将遥遥无期。
　　如果全国性的消费税减税政策尚不能马上推行，那么以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为契机，在海南先行先试,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