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信息，2010年推进城镇化建设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关键词之一。
　　表面来看，推进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建设，是中国经济发展必须要走过的阶段，也有利于提高各种市场要素的配置效率，是破除城乡二元隔阂的重要通道，城镇化建设实在是一项被耽搁太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不过，如何推进，由谁来推进这个进程，大有讲究，大有不同，必须进行分析。如果依靠传统的政府主导，则很容易再次陷入权力政绩工程陷阱，那非但不能解决农村衰败的问题，反而诱使对农民的进一步剥夺，进一步扭曲现有的经济社会结构，给社会秩序带来重大隐患。
　　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其中，对于农村发展起到最大抑制作用的，应该是户籍制度。因为有了以控制社会流动为初衷的户籍制度，那么农民就被剥夺了很多参与资格，包括享受公共服务的平等资格，获取经济资源的平等资格等，这其中，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一直以来严重滞后于城市居民。农民经济境遇的改善，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劳动力的市场化，也就是在外务工来获得收入。但是同样受制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农民工们无法在城市享受同等的经济社会待遇。
　　当然，简单地讲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可以在某时某地掩盖某些问题，但是这根本无法扭转农村整体上的经济社会落后的局面。
　这回提到的推进城镇化建设，方向上和以前诸多以“输血”为特征的农村政策不一样，给人们一些想象的空间。不过，城镇化建设同样歧路纷呈。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很可能演变为简单的建城造镇运动，用加法来快速推进，比如把小村合并成大村，把大村合并成城镇，这是最容易操作的路径，也是最容易出政绩的路径，但是这样的做法，将是对农村和乡镇既有经济社会关系的粗暴干涉，可以想象的是，这个过程中很多有价值的土地资源将成为权力的盛宴，农民利益被再次剥夺，这必然酿成新一轮灾害。
　　回到上面的分析，城镇化路径应该是做减法，那就是减去捆绑在农民和农村身上的诸多体制性的束缚，尤其是户籍制度。只有农民自身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体，只有农民拥有对资源的充分掌控能力之后，他们才知道以什么样的路径，什么样的进度，来建造适宜他们居住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