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学界一直在议论，“积极财政政策”该不该淡出？总体还是主张淡出者多。然而与多方朋友交流，感觉不少人有误解，以为“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政府举债投资。这样理解虽非全错，但也不全对，事关大局，我认为有必要再澄清一下。
　　何为“积极财政政策”，国外是否有文献解释过我不知，但可以肯定，在今天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里绝对找不到，应该是朱镕基总理的发明吧。10年前我接待过几位美国学者，谈到“积极财政政策”他们大惑不解。他们问：财政政策只有扩张性(赤字预算)与紧缩性两种，何来积极财政政策？在经济学里政府举债其实就是扩张性财政，中国何必别出心裁称“积极财政政策”呢？我的答复是，中国政府举债投资是为了保就业，不仅动机积极，而且效果也积极，所以是积极财政政策。
　　我这样回答当然难以服人，很牵强。因为西方国家政府发债投资也是保就业，从就业的角度看，人家与我们没啥不同。可问题是朱镕基总理当年为何不称“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改用“积极财政政策”？实话说，我当时的想法是认为朱总理有难言之隐。199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给宏观政策的定调，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皆从紧，可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大幅滑坡，2000万人失业，此情此势，若不改弦更张经济将难以为继。而困难在于，上届政府刚确定“财政从紧”，而朱总理一上任就扩张，掉头太急场面上怕不好说吧。
　　事隔多年，现在回头看，自己当初不过是小人之心度君子。其实，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并不单指财政扩张(赤字预算)，同时也包括减税。积极财政政策的确应包含发债与减税两方面，发债扩大政府投资是积极财政政策，减税支持民间投资也是积极财政政策。但凡能刺激投资的所有财政举措，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解释的是，既然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减税，可学界为何只将它与政府发债(赤字预算)相提并论呢？说起来，这其实也是事出有因。1998年首次推出积极财政政策，人们所看到的，是中央财政发行了1000亿特别国债(同时向商业银行借了1000亿配套贷款)投资基础设施，而当时并未减税，不仅如此，下半年还多追收了1000亿的税；而本次政府启动积极财政政策，仅中央发债就达7500亿，中央替地方发债2000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眼见为实，这样人们把积极财政政策等同政府举债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1998年那次政府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基础设施当时是国民经济的瓶颈，拓宽瓶颈不仅有利于调结构，也可增加就业，一箭双雕，政府应该投。今天的情形已不同于以往，基础设施已不再是短腿，再加多投资不过是锦上添花。基础设施太超前也是闲置，何况财政有挤出效应，政府发债越多，日后企业税负会越重，挤出的民间投资也越多。政府投资挤民间投资，对就业是得不偿失。
　　我说积极财政政策包含减税，是基于另一个判断，即明年的国债规模会小于今年。依据是，按国务院年前的部署，今明两年扩需总共投资四万亿，而其中安排国债(新增投资)是一万亿。而今年已发国债7500亿，这样明年国债最多是2500亿至3000亿。国债规模大幅缩减，表明扩张财政政策开始淡出，可中央为何说明年积极财政政策不变呢？由此看，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不变，绝不是指财政的发债规模不变，而是政府刺激投资的取向不变，说得更明白些，是减税推动投资的政策不变。
　　财政发债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是增加企业投资。若明年积极财政政策重点是减税，那么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一定是利好的消息。财政部估计，今年实施结构性减税(加上停征部分行政收费)，政府能为企业让利5000亿，到底有没有5000亿尚未可知，但我认为3000亿肯定有。若明年继续执行结构性减税，政府让利的额度会更大。
　　前几天在清华大学演讲，有学员问，国务院对积极财政政策重点转向减税有明确说法吗？明确的说法还没有，是我的推断。不过研究经济数十年，相信这推断不会错。中央强调，明年经济要保持平稳较快增长，而同时又说财政投资将转向民生，既如此，政府要拉动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就得靠民间投资，而刺激民间投资必减税。舍此无他，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