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中国政府“输血型”的救市方法，起到了提升大众信心和保证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从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我们也能看出，中国经济目前的复苏还不稳定，没有回复到市场能够自身造血的健康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明年是解决救市带来的“后遗症”问题的一年，是中国经济从“量变”向“质变”转化的一年，是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发展模式的关键一年。

　　宏观经济的刺激政策内涵发生变化

　　在2010年，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一如既往，但内涵已经发生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财政政策的实施方式会发生变化，政府将从第一线参与投资和公共消费的主力军角色，慢慢地向“服务性政府”角色转变。
　　比如，政府要为民间资本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要为高“含金量”的资本流入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政府要为农村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继续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政府要为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力提供教育和研发的财力保障，要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继续加快和提高公共投资的力度和效率等。当然，前期量的扩张所可能造成的重复建设、过剩产能以及形象工程项目都会受到严格控制。这样做的目的非常明显，就是中央政府想尽快结束牺牲效率、耗费资源的“输血型”经济发展方式，尽快建立有活力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其次，货币政策会更加注意灵活性和平衡性要求。明年的货币政策，一定会在充分保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环境的基础上，使用一些非对称的调控手段，即对过热的行业进行“信用配给”或加大贷款利率和窗口指导，银监会也会加大相关信贷方面的监管，而对需要扶持的新兴产业，则给予优惠的融资条件，以此来改变目前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的不良局面。甚至在适当时候，会通过口头干预和直接干预，让价格泡沫过于膨胀的市场释放掉积累过多的风险，并通过这种“释放风险”的做法，诱导金融资本向产业资本“再回归”。同时也教育投资者不要一味地去“追涨杀跌”，从而鼓励更多的市场参与者进行长期的价值投资。
　　总之，明年富有挑战性的就是货币政策！它既要保增长又要防通胀，既要控制国内的信贷膨胀，又要抑制国外热钱的大举流入。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具备随机应变的调控能力。而作为投资者、企业家和个人消费者，则更要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整的时机和方向。

　　市场培育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想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推动内需作为明年重中之重的任务来抓，主要是基于几个战略性思考：
　　首先，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而美国经济还没有摆脱金融危机的深度影响，中国政府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虑，为避免无谓的国际纷争，以及保持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不得不下大决心挖掘中国潜在的消费能力，由此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其次，这场美国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负担和风险，在看不到有效监管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运营模式，以及美国双赤字继续膨胀给中国外汇财富可能造成的更大麻烦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国内市场，来支撑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所需要的产能扩张局面。
　　第三，如果我们一直安心于“世界加工厂”的地位，一直安心于以此解决就业问题，那么，日益增大的中国富人阶层除了对高档房地产投资有需求之外，会把大量财富带出没有品牌、没有高附加价值、也没有诚信的中国消费市场，其财富的流失，将会导致中国经济恶性循环，具体表现为：轻视教育、轻视研发、过度追求高风险的收益来源、贫富分化加剧、企业对汇率和利率波动以及海外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十分敏感，以及政府和金融机构外汇财富风险不断累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很难体现等各种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反之，如果伴随收入良性再分配的市场内需机制被盘活起来，那么上述问题可能出现很大改观。
　　一句话，培育市场、唤起内需非常重要，但任务艰巨。这主要体现在供需两大层面上：
　　从需求面上来讲，今天，影响中国经济内需增长的障碍主要来自三大方面。
　　一是在广大的农村，有消费愿望但没有消费能力的问题十分严重。如何让农民按照市场的运营模式，积极加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村城市化建设中，这是未来我们所需要挖掘智慧、拿出勇气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是即使在城镇，依然存在有消费能力但不愿消费的问题。今天如何推动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的建设，将是解决中国居民过度依赖（金融）投资，以达到“自我担保”效果的一个关键环节。这种状态不扭转，今后中国大部分人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未富先老”的局面；
　　三是非常严重的贫富分化问题。富人群体虽然是少数，但他们有旺盛的消费愿望和消费能力，只是在国内无法完全实现其消费方式而已。这里有我们厂商产品的定位问题，有我们自身品牌不过硬的问题，也有我们产品的诚信不到位的问题。当然有些消费虽然能够实现，比如高档住宅楼，但这种消费可能会带来八成中低收入者生活成本增加，解决不好，会破坏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寻找没有负面影响的刺激富人消费的模式，是中国目前这种特有的经济结构下，必须接受的一个重大挑战。提供针对富人的消费品，而又不会增加其他人的麻烦，是中国新增就业机会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迪士尼乐园的建设，也许提供了解决富人消费模式的一个很好的范本。
　　从供给面上看，阻碍中国产业结构成功转型的因素也主要有三大方面。
　　一是物流、售后服务、消费意识、诚信文化和公平竞争程度等方面不成熟，即使国内存在潜在的消费市场，但消费者和厂家都会感到“不安心”，显性和隐形的交易成本很大，而这些状态的扭转不会一蹴而就。
　　二是专利保护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严重缺失。优秀大学生主动去创业，但遭到家长们激烈阻挠的案例常有发生。而且，专利保护的制度不成熟，扶持创新的金融环境也还刚刚起步。
　　三是人才流动（甚至更广泛的劳动力流动）成本较高，无论是（同等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工作机会问题，无论是教育质量（也包括社会伦理）问题，还是生活环境成本的问题，都会影响到企业自发地融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活动中。而过度依赖政府去推动的产业结构调整，尤其是执政部门如果不注意方式，很可能会带来更多负面的外部性，比如重复建设、形象工程、腐败贿赂、国进民退、恶性竞争等问题会不断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