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领导地位是由一些因素决定的，包括国家财富、文化和创造力。但是管理效能在国家权力和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重要。这些因素中的大部分在中国快速成长起来，但是在管理效能方面，中国与美国和其他国家该如何比较？
　　文化因素：能够影响管理效能的文化因素包括管理和行政教育。中国在这方面是落后的，但随着更多的学生和经理人完成了某些形式的管理教育，中国的排名正在靠前；加强管理措施的国家法律。例如防止就业上的歧视、防止工作场所的伤害（如性骚扰和苛刻的工作环境）、妥善处理雇员的薪酬和福利等。中国在这些方面远远落后，但也在改善；公司管理和透明度。例如建立规章制度，确保公司财务数据准确和透明；加强监管，保证管理能到位并且有效。同样，中国在这些方面落后很多，但也在进步；教育体制。中国的教育体制不鼓励开放和辩论，也因此无法推动管理上更多的创新。但一些基本的技能，如数学和阅读比美国好，所以管理方面的基础教育并不差，甚至在很多方面比美国还好；家族公司和上市公司的比率。上市公司与家族公司在中国的比率远低于美国和欧洲。总体而言，上市公司的管理措施更好，所以中国在这方面也处于劣势，但也在快速赶上。
  　素质因素：我所说的素质因素是指中国经理人所具备的个人管理素质。它可以影响到国家层面的总体管理效能。
　　创新：通常中国式的管理和中国的公司不太有创造力。但一些创新型公司的崛起表明，这种变化非常快。西方国家曾把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公司归类为没有创造力的公司，但后来证明这是非常错误的。中国公司在工艺创新中显然很有创造力，但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在产品创新中更进一步。
　　执行力：中国经理人的执行力相当高。中国为了迅猛发展，很快建立起基础设施和体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中国经理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不被外界所认知。中国建立起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制度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执行力方面，远远赶超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团队的建设：中国管理制度的层级性仍妨碍了管理措施的效率和管理团队的创新。另外，亚洲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存在的普遍同意这一有利特性，有助于日本这样的国家取得巨大的管理进步。从这个标准来说，中国也处于落后态势，但有潜力与美国一争高下，就如同日本的丰田公司那样。
　　道德因素和利己思想所起的作用：为了更有效率，经理人必须以纯粹的管理因素为基础来作决策，而不是能否对他们个人有利。诸如非法支出款项以获取业务、把定购单交给朋友或能给自己好处的供应商、聘请朋友而不是更有资质的外人，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管理措施的效率。我们可以称之为道德因素。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讲都会出现上述现象，但并不是随处可见，而且有效的公司、审计和法律制度会防止这些现象发生。在中国，这些机制较为薄弱，经理人常常把自身利益放在公司利益之上。这种情况很普遍，损害了中国的管理效能。
　　这并不是说，中国人不讲道德。他们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讲道德。只不过中国的管理文化普遍接受的道德弊端，在美国等国家是不能忍受的。
　　技术型管理和原则型管理：一方面，中国可以培养那些更有管理知识和专长的经理人，他们在创新和执行方面都是专家，但他们仍会坚持一己私利。我们称之为技术型方法，因为它强调的是专长超越道德准绳。这些领导者素质较高，但原则性不强。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培养那些摈弃私利而将公司利益放在更高位置的经理人。我们称之为原则型管理（principled management ）方法。这是中国政府根据“和谐社会”这一政策推动管理的主要方式。美国管理制度主要是原则型的，尽管不是全部。事实上，这次经济危机主要是因华尔街的管理已不仅仅是技术至上的管理，而更倾向于原则型。新加坡管理制度是原则型的，事实上比美国更甚。欧洲管理制度是原则型的，也超越了美国（虽然在西欧而不是东欧）。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不是这样。
　　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变成发达国家，这其中的经济转型会出现大量的紧张态势，传统的管理制度也会变成技术型而不是原则型。传统的管理制度将部落、种族、家族利益放在了公司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之上。如果管理制度不是原则型的，那么一个经济体和其管理制度也不可能有效。原则型制度阻止了那些只顾自己利益的经理人阻挡整个组织和社会所获得的更大利益。它创造了社会条件，使经济全面走向发达。
　　在管理的道德层面，中国甚至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应在这方面多下功夫，以便提高整体的管理效能，赶上美国、欧洲，甚至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中国取得的进步甚微，其国际影响力和形象将受到限制。
　　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做哪些工作来改进呢？
　　● 在学校和大学引进道德和道德理论的课程；
　　● 在管理者教育课程中引进道德教育；
　　● 强化法律制度，惩处那些挪用公司资源以达到个人目的的经理人；
　　● 引进更严格的审计制度，扶持审计公司，建立监管体制；
　　● 加强执法，防止滥用管理措施的现象。

    泰德·普林斯(E. Ted Prince)博士是佩斯领导力研究院（The Perth Leadership Institute）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是领导力和财务绩效领域的专家，著有《卓越领导者的三大财务风格》（The Three Financial Styles of Very Successful Leaders）一书，为领导力绩效提供了革命性的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