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巨额融资和提高资本充足率传闻的冲击下，银行股板块和大盘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尽管有关部门澄清了传闻，但投资者仍然习惯性地用脚投票表示了对融资的反感。其实，不分青红皂白地抵制再融资，陷入矫枉过正的误区并不可取。对于银行来说，建立多渠道资本持续补充机制，化解对股市的压力十分重要。

　　再融资是成长前提

　　对于利润主要来自存贷利差的中国商业银行来说，不断壮大资本是获得业绩增长的最重要前提。近几年，国有银行体系改革的基本完成以及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银行进入稳定增长的轨道，多放贷成为银行的理性选择，但其放贷能力受资本充足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两大约束。
　　从近年财务数据看，上市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ROE）介于15%—20%，如果年度新增利润全部用于补充资本，在充足率约束下大约可支撑15%-20%的信贷增长，考虑到45%左右的分红比率，信贷增幅降到8%-11%，显然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增长对信贷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再融资动态补充资本，不仅能更好地服务经济，而且也是其自身成长的根本前提。

　　监管影响被放大

　　2004年，监管部门曾要求商业银行在2007年1月1日达到巴塞尔协议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随后，各银行通过国家注资、上市、发债、利润积累等方式掀起了一股补充资本的热潮，基本上在限期结束时完成了目标。根据银监会统计，到今年上半年，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达到12%，比2007年提高了3.7个百分点，达标银行204家，其资产占商业银行总资产的99.9%。
　　此轮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反思传统资本充足率监管的局限性，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开始流行。逆周期资本充足率要求，作为一项重要工具被提了出来，引发了人们的广泛讨论。中国央行和银监会的官员也多次表达了对宏观审慎监管的肯定，甚至提到过研究相关的工具。而受到危机冲击最大的美国，也在不久前的G20会议上提出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建议。因此，市场上有关资本充足率将提高到13%的传闻，并非没有理论依据，但笔者认为它成为现实的可能性不大。理由有三个：
　　首先，目前上市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1.7%，高于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还是今年第三季度的数据，是经过今年的信贷“大跃进”后的数据。从监管实践看，8%标准基本是够用的，而美国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商业银行充足率不够（如花旗、北岩等银行危机前充足率相当高），问题出在原有投资银行资本金被不断突破，在危机发生前，五大投行的杠杆倍数普遍接近或超过30倍，远高于商业银行的12倍。因此，从静态看，11.7%的充足率对风险的缓冲作用已经足够。
　　其次，根据设想中的逆周期资本充足率工具，大规模提高充足率应该是在经济强劲、经济过热和信贷失控的情况下作出的监管反应。从日前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判断，明年货币政策的基调不会发生根本的方向性转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理由这么早采取逆周期的政策。
　　第三、包括逆周期资本充足管理工具在内的宏观审慎监管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尽管人们在大思路方面已形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上尚存诸多分歧。从各国的实践看，尚没有哪个国家监管当局进行过完整的操作，中国即便要引入，也应该是一个逐步试探的过程。

　　建立多渠道的资本补充机制

　　中国的商业银行以利差为主的利润格局短期内不会改变，因此，不断补充资本就成为推动业绩成长的一个最重要保证。股市应该认识到这种必然性，而不是习惯性地采取抵制的态度。对于ROE达到15-20%的行业来说，融资对公司价值能起到提升作用。根据瑞银证券的统计，2005年到2009年3季度，中国10家上市银行通过首发、增发和配股共筹集资金5500亿元，同期实现利润12690亿元，发放现金股息3970亿元。单纯用圈钱心态来看待银行融资，失之于情绪化。当然，考虑证券市场的承受力，银行建立动态资本补充机制，应该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一、应优先考虑内部融资，即减少或取消现金分红。目前上市银行的净利润中的45%用来分红，2008年仅工、中、建三家银行的现金分红就达到1330亿元，降低分红，将更多的利润转增为股本，显然可以大大缓解再融资的压力。投资者也要转变观念，不应将投资回报简单地与现金分红划等号，而应该从更基本的公司价值角度来看等融资和分红的关系。
　　二、应该优先考虑配股融资。由于上市盘子大，流通股比例小，如果能协调好股东之间的关系，采取配股而不是增发的形式进行再融资，也可以大大减少对二级市场的冲击。
　　三、优先考虑到海外市场融资。A股市场承受力相当有限，波动大，大额融资的消息往往容易对市场造成重大冲击。相对而言，香港市场更为成熟，投资者也钟情金融类股票，部分A+H金融股在香港的价格超过A股，对于银行到香港市场融资，监管部门应该加以鼓励，提供便利。
　　四、可转换债券既可以充当次级资本，相对股票而言，对市场的冲击力也更少一些，应该纳入银行的融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