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宏观经济将步入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的关键阶段：一方面，刺激政策的持续或进一步放大很可能带来短期快速回升和经济过热；另一方面，如果简单采取退出政策，将使政策刺激性需求急剧萎缩，刚刚启动的局部的、还没有形成自我循环的市场动力机制夭折。
　　目前，“两难决策”已经在多领域凸现。
　　第一，重化工业主导的经济复苏VS结构调整力度加强
　　中国宏观经济在2008年第三季度深度下滑的核心原因就是在出口和房地产市场逆转的引领下，重化工业受到重创。政府救助计划中很重要的着眼点在于这些行业的救助。因此，2009年经济反弹最为迅猛的是重化工业。但这种复苏似乎与我们结构性调整方向、与中国所确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不一致。
　　第二，对就业带动不足的复苏与增加就业的刺激方案之间的反差。
　　增加就业、安置失业成为中国宏观与社会救助的核心。但是，目前整体的投资以基础建设为主体、以资本密集型产业刺激为主体，这使得经济反弹力度很大，但就业的增长却与之不匹配。因此，调整刺激方案以平衡宏观复苏与社会稳定的必要性就越来越大。
　　第三，刺激出口VS不平衡调整
　　2010年政策的决策将面临一个矛盾，那就是刺激出口会带来宏观经济的快速复苏，但这却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又回到老路。
　　第四，房地产：作为民生产业VS作为经济支柱产业
　　作为民生产业的房地产，政府希望广大居民能够具有相应的购买力，因此不希望房地产价格上涨；而作为经济支柱产业的房地产，政府希望在价格合理回升中提高投资和销售，从而带动宏观经济运转，由此产生了政府在调控房地产市场上的矛盾心态。
　　第五，作为地方政府核心财源的房地产土地VS作为中央政府农业基础的土地
　　地方政府希望在土地价格快速上涨中大量投入土地，使地方土地出让金和相关房地产收入大幅度增长；而中央政府却希望城市化进程不能过度减少农用耕地，平衡房地产发展与农业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在调控土地市场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
　　第六，结构调整进程：存量调整VS增量调整
　　结构调整有两种方式：一是增量的结构控制；二是存量的调整。一般而言目前新上的项目都是技术水平较高、有市场的项目，而存量大部分是技术水平较低、利润较差的行业。因此，减存量是解决结构问题的一个核心途径，但存量将带来大量的遗留问题，难度很大。同时，增量可以通过控土地、控信贷和控项目审批等途径实施。由此产生了结构调整中可实施的路径与效果之间的冲突。
　　第七，汇率政策的两难选择。
　　这种两难选择在2003~2007年大量存在，其核心就是作为贸易战略的汇率政策与作为金融战略的汇率政策存在矛盾；作为热钱治理的汇率政策与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汇率政策存在矛盾。2010年这些矛盾将重新出现。
　　第八，被中长期投资项目和地方政府“双重束缚”的货币政策，如何在数量退出与价格退出上选择。
　　如果继续货币数量性的收缩将导致很多中长期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从而导致大量的烂尾工程；而进行价格性货币政策的收缩，将导致热钱涌入、货币政策失灵的风险。
　　第九，长短政策，战术与战略层面的冲突。
　　结构性调整在本质上是一个顺应经济发展阶段而进行的政府主导性的战略工程，它不是宏观调控年度的核心内容，不能把它处理为短期战术性的行动。
　　从方向上来看，明年应从几个方面进行政策调整：
　　第一，重新审视目前的各种目标，减少宏观经济调控最终目标的数量，部分目标必须弱化，部分目标必须舍弃。
　　可以弱化通货膨胀目标，使之成为中间性、从属性的目标，因为2010年通货膨胀不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才是核心。强化“扩内需”，特别是“扩消费”的目标，因为培育市场性自发需求是2010年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将“调结构”放在战略层面，成为中国中长期规划的核心内容，而不能列入短期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第二，注重政策工具与目标的匹配性。
　　其体现的核心原则就是：中长期政策与中长期目标相匹配，如改革与利益结构调整相匹配；产业规划与结构调整相匹配、社会工程建设与社会规划相匹配等。
　　要注重政策工具的性质，把握问题的核心根源。依靠单纯的行政管理和计划调整的方式，无法实施动态调整，产能过剩问题的治理必须从行政体制自身的层面来寻找问题。地方政府与地方的行政利益格局不改变，不形成有效的“有进有退”的竞争淘汰机制，不改变政绩观，不建设保证落后企业和落后产能退出的社会保障体系，不破除政府采购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如何真正达到产能均衡发展的目标？
　　另外，供给升级必须与需求升级相匹配，产品结构转变必须与相对价格结构和利润分布相结合——政府可以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进程中市场失灵的地方找到用武之地，但不是完全主导。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