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11月17日第八版刊登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暨《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首发式上经济学家发言的上半部分，今天发表的为经济学家发言摘录的下半部分。 ——编者

    11月15日，广东省出版集团、中国社科院科研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广东经济出版社、《经济研究》、《时代周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报告厅隆重举行了“未来10年中国经济走向”高峰论坛暨《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首发式。10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媒体记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一些著名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走向做了各自的分析和预测，针对我国在下一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对策，对发展方式的转型与变革、增长模式的调整、进一步融入全球化、企业的发展与变革以及如何完善市场、拉动内需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以下是经济学家的部分发言。 左上为王一鸣，右上为张维迎，左下为迟福林，右下为李晓西。

    王一鸣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

    至少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可能是一个调整期

    中国过去30年应该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它的内在条件都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仔细地看一下，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调整早于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如果按季度的增长率来看，07年的二季度是我们这一轮周期的一个峰值，07年的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的增长率就已经开始调整，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股市、看一下房市，这种调整都早于金融危机的爆发。07年底，股市和房市都在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的这一轮调整可能有它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我们过去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这一轮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正在不断地强化，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模式有它很多特有的优势，大规模经济，带来的特有的优势，这种差异性、这种特有的规模优势可以分摊成本。中国模式还有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模式还有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竞争，这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到任何地方去，都会看到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它有很多特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总结，但是我觉得中国模式也有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经济转型要解决这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就是对高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第二个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两个基本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因此必须解决怎么样来替代外部需求的贡献，有效地提升内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加大。同时，由于重化工产能的过度扩张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压力带来的矛盾也在增加。再一个，由于资源和要素供需条件的变化，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在继续上升。怎么样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依赖，提升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是我们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
    危机以前，我们这一轮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全球资源和市场整合带来的分工深化和增长，由于分工深化，带来了规模效应的扩大，这种增长，过去几年，由于全球化的推进，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危机以后，可能这个条件会发生变化，首先全球化可能会从危机前最高潮的时期进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
    第三，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我认为这次危机也是全球失衡的一次强制性调整。我们这次危机势必进一步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过程，发达国家也在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可能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这对我们也形成一个倒逼压力，倒逼你改变过高的投资率，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未来中国经济，我想至少三到五年，都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我们的增长模式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1、经济结构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调整。2、增长模式也需要一轮战略性的调整。3、保障这两个调整到位最重要的还是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过去我们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模式，现在剩下的一些领域可能都需要一些战略性改革攻坚来解决，包括要架构一个新的产权制度，像土地和环境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要素高投入就不能很好地解决。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站在“中国本身就是全球”角度考虑问题

    中国经济现在面临很多转型，最重要的是从出口主导型转到出口和国内需求更平衡地发展。1870年到一战之前是第一次全球化，这一次全球化，全球出口占GDP比重从4.6%提高到7.9%，之后大致是去全球化，所以1950年出口占GDP比重达到5.5%，之后开始这一次的全球化，现在已经占到25.6%。第一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害者，这次全球化，中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到2007年，我们的出口是1978年的553倍，GDP是82倍。由此我们判断中国的出口占到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到2007年的37.5%。全世界所有的经济体按照顺序排，前十位的经济体只有德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稍微超过中国，其他的国家都比我们要低，包括美国低得更多，才8.4%，日本才16.3%，现在英国也是16.7%。
    这么大一个国家，出口占GDP如此之高，确实让我们深思。这个趋势可能未来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个都按照一个国家算，我们跟世界进行排序的话，大致来讲，广东是第一，排到世界第18位，这是2008年，按照汇率算，广东GDP大于波兰、印度尼西亚。第二位是山东，第三位是江苏，他们的GDP都大于挪威、奥地利、伊朗、希腊、丹麦、阿根廷。第四位浙江，大于委内瑞拉、爱尔兰、南非。第五位的河南GDP大于芬兰、泰国、葡萄牙、哥伦比亚。第六位是河北，GDP大于捷克、香港、尼日利亚。第七位的上海，大于罗马尼亚、以色列、马来西亚，四川GDP比重大于新加坡、智利等等。
    一百年前，全世界人口有16亿，美国大约是9000万，占5%多，现在全世界有68亿人，中国大致上占近20%，现在，中国的人口规模和一百年世界人口的规模是相当的。其实对很多产业来说，没有一定的规模是不行的，中国电信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信公司，就是人口多。我们可以这样考虑，中国本身就是全球，如果全球只有这么大的话，我们怎么发展？这是我们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过去30年，第一个十年里增加最快的前四位是广东、浙江、福建、山东，第二个十年排在前四位的是福建、广东、浙江、山东，全是东南沿海的，到第三个十年的时候，排在前四位的是内蒙古、陕西、天津、宁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说明经济增长的重心在往中西部转移。中国各省之间的差异本身在缩小。
    过去我们大致算一下中国任何两地之间的运输时间，现在大体是20年前的三十分之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为我们未来的增长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过去，出口比国内的交易成本、运输成本低，海运成本更低，未来我想会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下一步我们应着眼于怎么开拓国内市场。我讲的这个国内市场和我们现在讲的传统内需是不一样的。创造传统内需是宏观经济学的概念，用货币、财税政策增加需求，增加投资、增加消费，我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使中国经济的每个细胞都变得自由起来，创造力就会发挥出来，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本身，它的潜力就是无比巨大的。

    李晓西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院长

    不要过度解读消费不高问题

    今天我给自己出了五个问题，再一一解答它们。
    第一，未来十年中国经济速度是高是低是快是慢？我认为是持续在7%以上。2000年，我们讨论未来十年发展，当时说中国将进入世界四强，现在发现，说得还低了点。为什么能保持这样的高速度呢？我这一匹马还是有劲的，内需，潜力还很大。除了三驾马车，咱们还有四个轮子，资本、劳动、技术、资源。劳动和技术这两个轮子是越走越好，越来越有力量，大家看到我们技术装备在提高，劳动力供给还有潜力，我们的资源轮子有点问题，不那么圆了，走起来有点摇晃，三匹马总体来讲也不是都那么强，有点弱，但是拉着这个车走到7%，还是有信心的。
    第二，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左是右是东是西？我认为将继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上前进。这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什么叫做中国模式。我想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本质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出现的新问题，关于国进民进、国进民退，现在在国进民退上面，大家有很多担心，既然搞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还是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才对。我自己有个概括，计划经济实际上是精英经济，相信少数人特别聪明能干，能够决定千千万万人的生产生活，市场经济是相信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经济活动，虽然是盲目的，但是是有规律的，有方向的。这两方面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讲究结合。如果我们把国进看成是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种特殊的办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长期这样做，也是有问题的，尤其现在对一些民营企业采取的一些措施，要关闭小企业，因为你的产能太多了，这个东西已经过剩了，就要把你关掉。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都知道产能过多了，最大的调整力量是什么？是市场。如果他犯了什么法，政府可以出面关闭。如果把过剩不过剩、是不是重复建设当成是否要关闭的一个理由，就太漠视市场的力量了。美国模式出事了，有人说市场经济有问题，还是计划经济好，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别忘了，集中力量办蠢事损失也不小。我想我们还是要进一步推进我们的体制改革，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关系上，我们能正确地、科学地理解它，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是靠内需拉动还是要靠内外需双轮驱动？我感觉，我们在解读提高内需上，要悠着点，提高我们的消费需求好不好？好，近十一二年，我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十几个点，但是它有很多客观性。我们现在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中期，毕竟没有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阶段我们说投资多了一点，有些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一下达到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这个不可能。大家过度解读消费太低不行，现在过度解读很危险，我参加一些会议发现，我们过度解读，别人就说，因为你消费不高，因此出口过多，造成了美国不平衡，最后把中国和美国的储蓄一联系，中国就成了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了。过分解读，也给外国人搞贸易保护提供口实，外国人说，中国人自己都说要搞内需了，因为你自己说出口太多了，你凭什么还搞出口。我们还是内外需两个轮子都要动，外需如果转回来都变成内需，需要有190%的供给，我们承受不了。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过度解读这个。
    第四，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颜色是黑是白色，还是混合色？我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要带上更多的绿色。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这么多年来，黑色的东西确实多，能源、矿产，消耗量确实大，这么发展下去，我们就不能持续了，为了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必须要搞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是个世界潮流，并不是我们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才提出来的。这也不是我们一个国家的事情，是全球的，面对气候变暖这样严峻的问题，我们讲新能源或者碳交易排放、减排等等，这都是必须做的。我们的海水55%被污染，河水50%以上被污染，这是非常严峻的。绿色经济将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还会给我们子孙后代带来福祉。
    第五，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范围是内是外，我认为，将从对外开放走向向外发展。对外开放好像是我们敞开大门迎接别人，守株待兔，我们未来十年应该是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这次危机使外资来华投资2009年几乎全部亏损，他们的国际联系太多了，他们和国际市场接触越多，亏损越严重。以广东为例，广东三资企业亏损达到了将近20%，民营企业只有1.5%。我们现在到了把出口的主力、第一主体由外资变成内资的大好时机，我们的民营企业，温州的企业，他们出去买品牌，出去购技术，他们说现在品牌和技术价格大幅下降，现在需要银行支持他们资金，相信他们做得会很好。我觉得现在内资企业要尽快成长，我们的政策要对我们的内资尤其是民营企业给予与外资、与国有企业一样的支持。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已经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我们去国外协调的时候，无论在IMF还是世界银行，话语权越来越大了，这个时候，恰恰是到了中华民族振兴的好时机，我们现在能不能使大家振奋起来，使得我们各种企业全面参战，已经到了关键时候了。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十年以后就能看到它的曙光了。

    迟福林中国(海南)发展研究院院长

    十二五如果不转型对今后二三十年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我们讨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十二五计划。所以在这里，我想就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提出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客观分析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约束性条件。有两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有两个判断需要提出，这个判断就是支撑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内部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首要的一个变化是外部市场的变化。外部市场的萎缩恐怕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可能也伴随着一个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外部条件的变化下，我们这些年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增长模式是否应该终结。内部条件最重要的变化是需求结构发生了战略性的变化。这个需求结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私人产品的短缺转到了公共产品的短缺，当然也伴随着从日用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从对物质的追求到对人自身发展追求的变化，这样的内部战略需求的变化，当然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所带来的。这样的变化下，我们这几年长期坚持的以总量扩张为目标的方式是不是应当终结了？十一五确定的增长方式转变，特别好，但是现在看，大部分目标都没有实现，可是十二五如果再这样做下去，依然没有转变增长方式，恐怕对中国今后二十年、三十年的影响都是重大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毁灭性的。十二五如果我们做得好一些，就会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
    第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和改革，到底涉及哪些重大的问题。我想至少有四个问题：
    1、关于消费主导这个时代的转型变革。我想说中国的现实情况，乐观地看，未来五年左右，我们的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应该是有可能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5个百分点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安排。
    2、城市化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有人说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我的看法正相反，我想未来五到十年，中国正处在一个城市化加快发展时期，如果搞得好，我们提高城市化率，由45.68%提高到55%左右，可能性极大。这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一个是城乡二元制度结构能不能在未来五年左右有个实质性的突破。二是行政体制改革能不能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有一个大的突破。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涉及到行政体制和城市化发展如何相适应和调整的问题。
    3、涉及的基本问题就是公共产品短缺时代。我们现在从私人产品短缺进入到公共产品短缺，这样一个变化我想是形成后十年二十年中国消费主导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条件。
    4、低碳经济时代的转型与改革。我想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我们现在讲硬约束，这个硬约束不仅是指标的约束，恐怕重要的是制度的约束。比如说我们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比如说环境产权制度的改革，再比如说碳交易机制的改革。
    第三，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关键性因素何在？我想简要提三个问题：1、十一五确立了比较好的一些思路、规划，在相当程度上落空的原因何在？我想十一五规划当中，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出发点，把结构调整作为一个主线，这个思路特别好，距十一五结束还有一年，现在看，这些大目标都尚未实现或者难以实现，基本是这个格局。为什么没有实现，我认为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不仅没有多大的改变，反而在最近几年还有进一步上升的势头。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几个主要的特点，比如说以追求经济总量为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主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重化工业项目为主要特点，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所以能不能说十一五确立的这样一个目标没有或者在多方面难以实现重要的因素在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改变。2、为什么我们从03年开始提出的政府转型到今天都转不了，我想一个最实质性的问题就是政府转型和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日益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从最近这个时期来看，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不是局部的，是有全局性的，这就加深了政府转型的难度。3、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改革，重要的是确立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结构性改革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