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随着世界经济形势在低谷徘徊以及中国的优异表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的态度在向理性和现实主义回归。但同时还应看到，种种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倾向性议论不仅没有停息，并且总是跟随形势的发展有新的表现。
“威胁论”，即认为中国崛起带给世界的是挑战而非机遇。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客观上都在恶化中国的国际环境，制约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以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官员腐败为代价的，因而是不可持续的。最极端的是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认为“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已经高到不能维持的地步”。他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五年”。显然，在事实面前，这些带有强烈冷战思维的论调不攻自破。
“背离论”，即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脱离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制度上脱离社会主义、在对外关系中背离第三世界。对于这种评价，我们的确需要予以澄清，因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从更根本、更长远的角度造福人类，有益于广大第三世界。
“替代论”，即认为随着以“华盛顿共识”为主导的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式微，注重独立、创新和渐进改革的中国发展道路将成为新的普世话语。客观地看，尽管“北京共识”的提出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成功经验和发展道路的高度认可，但至于说“北京共识”将取代“华盛顿共识”，则既不是我们的初衷，也不应是追求的目标。
“领导论”，即认为国力日盛的中国应确立新的国际观，勇敢肩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金融危机以来，随着美国经济领导力和道德影响力的急剧下降，有人主张国际社会不能没有“领导”，而纵观当今世界，除了坐拥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依然保持强劲经济增长势头并且乐于承担国际责任的中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国家了。应该说，这种声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今世界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发挥的国际作用的期望，但是我们还应注意区分合理的责任与国际事务领导权之间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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