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开端的世界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多重矛盾与失衡不断升级的必然结果。撇开政府和央行干预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今非昔比不提，就经济、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基本面而言，当前全球经济金融环境比上世纪20年代后期和上世纪30年代初期更加复杂和严峻。期待世界经济在未来1~2年内恢复到具有较强内在增长动力的健康状态，是不太现实的。
　　在英美等国的带领下，很多国家用超高强度的刺激政策应对这场危机。这种做法尽管能带来一定的短期效果，但也会严重阻碍经济体系发挥其内在的优胜劣汰功能，从而使很多矛盾与失衡长期化。
　　低碳化似乎有望替代信息化和工业化，成为美欧日和整个世界经济新的动力源。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责任分担方面仍未达成共识，技术层面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以中期的眼光看，新老产业动力青黄不接仍将制约世界经济增长。
　　从今年二季度开始，美欧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好转，也有部分经济指标仍在恶化。与好转的指标相比，以失业率为代表的恶化指标更能反映美欧经济的真实状态。从长远角度看，除非美欧能够成功引领全球“低碳革命”，借此打造新的增长极，否则，美欧和全球经济就很难走出困境。
　　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各国政策刺激力度减弱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再度陷入衰退或极其疲弱的状态。二是在刺激力度不减的情况下，世界经济转入某种程度的“滞胀”状态。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前景应该如何展望？
　　以相对长远的眼光看，中国以“高消耗”（能源和原材料）、“高排放”（二氧化碳和各种污染物）型工业体系，面临着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低碳化进程和“绿色保护主义”的挑战；对出口过度依赖的经济动力结构，面临着西方国家传统消费观念回归和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挑战；不断上升的外部资源依赖度，面临着全球资源供求关系不断趋紧、资源价格长期看高的挑战；远远脱离普通民众购买力支撑的房地产价格，面临着房地产市场有起有伏的周期性规律的挑战。因此，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下移一个或几个台阶是必然趋势。
　　自2008年四季度以来，中国实行了以超大规模信贷扩张，以支撑固定资产超高速增长的刺激政策。这种政策给GDP增长速度和劳动力就业带来的短期效应，但这在本质上是对中国经济长远利益的透支。与实行这种政策之前相比，中国在产能过剩、银行体系潜在风险、房地产市场泡沫等层面的问题已经变得更加严重。
　　预期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低于2009年。在出口方面，明年出口形势可能略有好转；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继续升级，出口也可能继续下滑。但不管怎样，2010年中国出口不大可能显著回升。
　　在投资方面，银行由于资本充足率紧张等因素，可能会出现信贷投放能力明显萎缩，这进而可能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幅下降乃至负增长。对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等问题的担忧，也将给固定资产投资带来降温的压力。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2010年“无水分”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低于2009年。
　　如果银行体系不能及时地大幅度补充资本，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可能再度恶化。这体现在A股市场和内地上市公司占据较高权重的香港股票市场，估值水平的下移将难以避免。
　　除非“热钱”超大规模流入，抵消银行新增贷款下降对货币供应量的负面影响，否则2010年货币供应量增幅将显著回落。这种结果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都非常不利。
　　如果美联储继续实行“零利率”或超低利率政策，且美元继续贬值，由此导致初级产品价格继续上涨，中国工业部门将因成本压力上升却又难以转嫁而变得更加痛苦；物价指数，尤其是PPI的显著上升将使政府在宏观政策上更加左右为难。如果石油等初级产品暴涨导致国内价格指数大幅度上升，进而迫使政府采取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中国房地产泡沫就可能被刺破。
　　我们的测算结果是：中国CPI同比增幅将在2009年底实现正增长，2010年CPI同比增幅可能呈现“倒V”形走势，高点可能出现在7月份前后，峰值为3.8%~5.9%。假如美元、日元和欧元三大货币继续实行超低利率政策导致国际商品市场在2010年上半年继续走高，且2010年下半年保持坚挺，那么，从石油到玉米(资讯,行情)和其他谷物，再到肉蛋类食品的价格传递链条，可能导致中国CPI同比增幅超出以上预期。
　　基于此，“左右为难”可能是2010年宏观政策取向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出于对经济结构进一步向坏以及通胀压力加剧的担忧，政府倾向于降低刺激力度；而另一方面，经济内在活力缺失和“保就业”的压力，又使得政府不敢在刺激力度上有所放松。

（作者系中国人保资产管理公司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