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政协副主席、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者王永昌博士建议，加快推进国民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高国民消费能力，从“民生”中要生产力，尽早实现我国从“生产大国”向“生活大国”，“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变。
    王永昌说，建设“生活大国”，就是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国家要着眼于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国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的需要，通过加强政府公共服务，扩大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促进国民经济与居民收入、生活水平协调并进。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一是独立住宅、汽车、各种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普及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新的中产阶级形成、专业人员及白领职业队伍迅速扩大、加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居住郊区化等。
    王永昌认为，世界多数国家在向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成功转型与停滞不前的两种案例。西方发达国家在转型中“福利国家”理念骤然强化。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通过罗斯福新政提高社会救济、调整劳资关系、扩大内需，成功摆脱困境。反之，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相继达到或接近5000美元，此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被称为“拉美陷阱”。这些国家大幅度削减关税，过度依赖出口，内需不足；国民收入结构不合理，轻视民生问题导致贫富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增多，城郊出现大量失地农民、贫民窟。
    王永昌说，这些经验教训值得汲取。建设“生活大国”必须首先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国民收入分配看，近十几年来，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政府、企业比重不断上升；从国民收入支出来看，我国投资率近十几年来持续攀升，从“六五”到“十五”期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消费率却持续下降并严重偏低，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从再分配调节来看，政府再分配中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社会保险缴款和收入税，支出主要是社会福利支出。从1992年到2005年，政府再分配收入在任何一年都高于再分配支出，有的年份高出一倍以上，说明政府并未发挥再分配功能调节全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作用，政府再分配中筹集的收入，近一半用作与社会福利无关的用途。
    王永昌建议，必须从民生出发建设“生活大国”、“消费大国”，改革国民收入分配体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打造橄榄形社会结构。在今后内需达到一定水平后，逐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将用于支持出口、补贴外国消费者的钱用于支持消费、补贴国内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