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中美金融资本实力差距正在缩小。这将提升中美金融外交关系的重要性，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也为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多元化多样化提供了相应的外部环境和方向。中国必须从外交战略的高度，系统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可能的变化，尽最大努力逐步改变现有国际金融格局。这既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
　　后危机时代，中美两国金融资本实力开始发生改变，双方金融资本实力的差距正在缩小。
　　一国金融资本实力主要由银行业资产、股票市场市值规模、保险资产和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组成。大约10年前，一些西方国家就鼓噪“中国金融崩溃论”，把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业不良资产问题称为中国崛起的“软肋”。因此，我国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开始化解银行业的金融风险。2004年开始综合治理证券公司，全面解决证券公司违规自营所产生的风险，行业整体状况大为改善。截至今年6月底，证券行业总资产4万亿元，净资产约5000亿元，已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能力抵御国际金融危机。
　　在美国，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去“杠杆化”，金融资产大幅贬值。据美国克林顿政府前副财长罗杰·阿特曼（Roger C. Altman）统计，这是75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经济金融危机，是美国和欧洲地缘政治的一次大倒退。次贷危机引发的房地产价格下跌，已使得美国人家庭净财富损失四分之一，尤其是房产损失较大，从2006年高峰时的13万亿美元，跌至8.8万亿美元；作为美国人第二大资产分布的退休金资产下跌22%，从2006年的10.3万亿美元缩水为8万亿美元；储蓄和投资资产损失1.2万亿美元；养老金基金损失1.3万亿美元；各项损失合计达到8.3万亿美元。花旗银行和美国国际集团因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而陷入巨额亏损，贝尔斯登、雷曼倒闭，美林被美国银行接管，跨国金融机构遭遇重创。
　　据美联储对总资产规模3亿美元以上的1750家银行统计，截至今年3月底，美国银行业总资产为11.12万亿美元。我国的商业银行近几年来通过剥离不良资产，并以H股方式赴海外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得到改善，资产质量明显提高，利润增长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按市值计，大多数上市银行居全球500家大银行前列，据银监会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73.7万亿元，已与美国银行业的总资产规模大体相当。
　　目前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资本市场，股票市场总市值约为15.64万亿美元，我国股票市场市值约为4.7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我国股票市场市值还有较大上涨空间：我国股票发行的市场化道路还有待探索，还有许多企业等待上市；我国暂时还不允许外国公司上市；大型国企在香港上市的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尚未计算在我国股票市场市值之内；人民币和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因素，影响了两国股票市场市值的实际规模。因此，从增长潜力来看，未来5至10年内，我国股票市值逐步接近或超过美国股票市场市值，是有可能的。
　　美国的外汇储备76%为黄金，估计官方黄金储备量为8149吨（约合2400亿美元，按每盎司黄金价格950美元计算）。我国黄金储备约为1000吨，加上我国的外汇储备2.1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大大超过美国的储备资产。
　　再从中美两国金融资本依存关系来看，中国近20年来的出口型经济发展和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已转化成中国超过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形成金融资本的外交软实力。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增长潜力也成为中美两国战略对话和合作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中国必须从外交战略的高度，系统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和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变化，尽最大努力逐步改变国际金融体系格局，这既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机遇，也是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的责任。
　　以此观之，后危机时代中美金融资本实力的改变，将从三方面影响中美金融外交关系：
　　首先，提升了中美之间金融外交关系的重要性。美国为实施应对金融危机计划，必须不断增发美国国债。在本国金融资本实力衰退的情况下，必须更多地依赖日本、中东海湾国家和中国购买。中国是否应继续大规模持有美国国债，将对美国经济和预算的平衡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中国以美国国债为主的单一外汇储备投资结构，既涉及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问题；也是中美金融外交战略问题。
　　其次，为中国参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当有国家出现美元储备不足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提供借贷，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但据美国经济学家海宁（HENNING）估计，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提供的资金不超过1500亿美元，不管是冰岛，还是东欧国家，甚至英国，只要有个国家出现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会难以为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加配额和签订新借款协议，又不能不牵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需要从外交和改变国际金融秩序两方面作战略考虑。
　　第三，为推动全球金融体系多元化多样化提供了相应的外部环境和方向。美国实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是20世纪末期全球金融体系发展方向的主流。但从墨西哥金融危机到拉美金融危机，从俄罗斯货币危机到东亚金融危机，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都说明了全球化下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外汇全球性交易，衍生性高杠杆金融产品跨国销售的做法，只会加剧全球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因此，改变把“华盛顿共识”作为全球金融发展普世原则，强调各国金融发展的多样化，倡导“北京共识”的金融发展道路，就成为重溯全球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
　　随着中美金融资本实力的改变，后危机时代，美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张，有赖于中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开放。在中国对美国、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战略对话中，开放金融业，允许跨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是重要的筹码。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处于上升阶段，资产价格上涨是必然趋势，国际资本想尽千方百计都要进来，压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升值。完全开放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的金融战略，与之相对应，我们应坚持以我为主，互利共赢的原则，系统研究我国金融开放的战略，以利于稳步拓展中美金融外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