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国刺激计划对于经济复苏起到了推动作用。就G20国家平均而言，在2009年财政刺激计划的实施推动GDP增长1.2－4.7个百分点，在2010年推动增长0.1－1.0个百分点。其中，发达经济体财政刺激计划对于GDP增长的推动作用，在2009年与2010年平均为0.7－2.7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国家为0.6－2.9个百分点。目前看,危机已经得到很大的缓解,应对危机的财政政策是否还要继续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债务高企与利率上行是财政面临的短期压力。危机后的财政政策主要面对两个难题。一方面，刺激计划加大了财政赤字，提高了债务的规模。同时，也带来了长期利率水平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冲击。两者的共同结果是财政赤字占GDP比重的提高。这样的财政水平并不具有可持续性。
以G20国财政赤字与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观察，在2007年平均财政赤字占比1.0％，其中发达经济体平均赤字为1.98％，新兴经济体盈余占比0.2％，到2008年，分别为平均赤字2.8％、发达经济体赤字4.2％与新兴经济体赤字0.4％。分别提高1.8、2.2与0.6个百分点。预计到2009年赤字占比将达到8％、9.8％与4.8％。之后逐步下降，到2014年为3.4％、4.4％与1.8％。
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2007年G20平均为62.8％，其中发达经济体比重为77.7％。到2008年平均为65.9％、发达经济体为83.4％，分别提高了3.1、5.7个百分点。预计2009年分别为75.6％、97.7％。由于危机后的人口老龄化影响，到201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还将保持在84.6％、114.1％的水平上。
就利率水平而言，一方面，国债收益率有可能随着发行规模提高而上升。影响长期实际利率水平，由此带来对实体经济的挤出效应。许多发达经济体今年国债收益曲线上行，反映了市场风险偏好的回归、通胀的预期以及投资者对于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的担心。
另一方面，某些经济体的主权债券CDS利差提高，反映出市场对于财政可偿付能力的担忧。美国的CDS利差从2008年的6月到2009年2月上升了100个基点。同期，澳大利亚、希腊、冰岛等国家的利差上升超过了150个基点。
人口老龄化的财政成本是中长期压力。随着全球老龄人口增加，老龄负担率提高，人口老龄化成为影响财政收支的重要因素。
以欧盟25个国家为例，在2005年到2050年之间老龄负担率带来医疗与养老开支的压力。欧盟25国国家养老开支增加2.3个百分点。就单个国家而言，老龄化带来的相关财政开支占GDP的比重，在2005年到2050年之间，美国增加2.9个百分点，日本增加3.1个百分点，德国增加3个百分点。其中，医疗开支方面，美国、日本与德国分别增加0.2、1.1与0.4个百分点，养老开支分别增加1.8、0.6与1.7个百分点。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老龄人口增加，在2050年前养老负担（超过65岁）增加3倍，韩国的增长速度最快，相关财政开支占GDP的比重将增加13.4个百分点。但是中国也存在压力。
与危机成本相比较，老龄化带来的相关财政开支占GDP的比重，在发达国家G20经济体中，老龄化成本平均是危机成本的11倍，其中，美国为8倍，日本为22倍，德国为10倍，韩国为3倍。危机成本与老龄化的共同结果是推高财政赤字与国债占GDP比重，带来财政的不可持续性。因此，需要进行基于中长期的政策调整。
危机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假如没有进一步的财政行动，发达经济体政府的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08－2014年期间从75％上升到115％。当前政策的问题，是将财政拉回到正常状态。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财政面临着挑战，需要在未来20年中，将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降低到60％以下，其中，必须将基本平衡从2010年赤字规模占GDP的3.5％，调整到2020年的盈余占GDP的4.5％，然后在下一个10年中将其保持在这个水平上，与此同时，还需应对来自医疗与养老支出的压力。
确保财政偿付能力的中期框架有这样几个要点，首先，财政刺激计划与当前的经济压力相一致。其次，刺激计划放置在中期框架下进行，一旦经济条件好转，需要有适当的安排监督与退出的进程。再次，加强结构改革。比如，改革退休年龄，以及医疗养老保险制度。在应对老龄化开支与不可持续的人口冲击的过程中，需建立稳定的清晰的制度安排。
由于经济复苏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不可过早紧缩财政政策。在30年代，财政政策在美国过早地收回，破坏了复苏的进程。这意味着，由于复苏的速度与财政刺激的空间在国别之间存在差异，财政政策是否进一步的扩张由此决定。
但是，推迟财政调整并不意味着无所行动。首先，政府明确行动规划，确保财政可支付能力。让市场确信财政具有复苏能力。其次，可以实施一些对于市场需求并没有太大影响的措施，如加强财政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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