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季度，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保持快速增长，税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在财政支出上，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

    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我们不能再采用大规模、大幅度、大调整的方式来推行下一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考虑到我国财政、货币当局在第四季度政策运作上的通常做法，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措施，试行以国库现金管理为基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就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现实选择。

    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国民经济开始筑底企稳，逐步进入缓慢回升的轨道。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看，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持下，经济出现了小幅低速增长。我国经济的复苏势头依然强劲，第三季度的增速达到8.9%，基本上恢复至正常增长区间的下限值，在实体经济好转和货币乘数稳定上升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大，成为下一阶段影响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世界经济：低速增长与新短期菲利浦斯曲线

    与货币政策的直观表现不同，在实际进入市场基础货币数量减少而货币乘数大幅度下降的作用下，美国新增流动性的增速慢于去年同期，其货币政策的效果并非扩张性的，而是紧缩性的。而通过财政政策注入金融机构的资金往往难以支撑企业获得充足的资本以重入市场，扩张性财政政策形成了“凯恩斯陷阱”，除提升了市场利率外，难以产生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在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当前的缓慢经济增长事实上是经济的自主复苏，尽管速度不快、波动性大，但其质量很高。这是因为：第一，缺乏必要扩张性政策支撑的经济复苏是经济主体自行通过资本市场筹集资金，组织生产，创新产品，开拓市场的行为。第二，没有政策支持的低速经济增长较少受到市场扭曲的影响。第三，美国扩张性政策的效力不是消失了，而在一定状态下被储存起来了，在宏观经济形势好转的支持下，扩张性政策的效力将得到逐步恢复，成为经济增长的放大器。
    因此，美国当前的低速增长期事实上是企业自主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在这一个时期，美国将完成部分产业的更替，实现新旧技术的替代，形成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体系，从而掌握后危机时期经济技术的前沿。
    在美国经济低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和欧盟经济也先后出现了好转。与经济形势迥异的是世界各国的就业问题，节节攀高的失业率困扰着世界各国政府。政策的拉动效果与就业的走势出现了严重的背离，世界各国对本国的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定位模糊，就业政策陷入两难状态。
    在后危机时期世界主要国家的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存在快速右移的趋势，就业政策的成本增加，难度加大。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的加快和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扩张性政策的沉淀效应会在短期内激活，美国国内市场的通货膨胀率上升，并对外形成重要的心理暗示和扰动因素，从而加大世界各国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而若在美国经济的低速增长期强力推行本国的就业促进政策，则会导致本国正在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革新中断，承受更大的通货膨胀压力，阻碍美国经济的自主性恢复并削减其政策效力，导致美国强烈地单边报复，影响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和效果。因此，在当前一个阶段，世界会在较长的时期内面临失业问题的困扰，重视结构调整、推进技术革新是长期内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但在短期却将加大失业压力。在美国经济复苏后，主要经济体与美国的就业政策仍存有一个不对称期，进一步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大金融深化力度是应对不对称期挑战，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战略措施。而任何单边的就业促进战略，都将导致国内通货膨胀率的显著上升和过高的政策成本，致使战略目标难以实现。

    二、中国经济：经济稳步复苏下的通胀“迷局”

    第三季度，我国宏观经济保持了企稳回升的势头。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7955亿元，同比增长8.9%。前三季度累计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17817亿元，同比增长7.7%，是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长最快的国家。
    在良好的宏观背景下，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仍存在引人关注的重要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我国通货膨胀的“真实状况”如何，现行投资安排可否持续，我国出口支持政策的收益究竟有多大。但在实质上，上述三个方面又是一个整体，其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统属于通货膨胀的体系之中。
    通货膨胀的源头来自于货币市场的失衡，来自货币的超量供给。随着进入资产投资领域的货币增多，投资收益率开始下降，过高的资产票面价格大大减少了投资的获利空间。为满足新增的货币需求，市场将利用二级银行系统派生货币，增大货币乘数，促使原为放大新增货币存量的政策转而放大的总货币存量。因为产出增加和由产出增加所引致的资产价格上升无法吸纳货币乘数放大出来的新增货币，资产价格被进一步拉升，商品价格开始上涨，通货膨胀的隐忧显现。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已处于通货膨胀的临界点。
    从投资的规模上看，我国投资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总需求的增长，第二是成本与收益，第三是经济安全的需要，第四是通货膨胀的限制。从目前来看，对投资规模可持续性形成重要限制的是通货膨胀的限制，考虑到大规模投资所形成的新增货币资本和提升的货币乘数，第三季度63735.8亿元的新增投资已经使通货膨胀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值，并将推动第四季度的通货膨胀水平10.9%的上升。
    从投资结构看，第三季度的投资仍以装备制造产业、能源交通产业等为重点，这种投资结构将进一步扭曲我国的要素分配失衡状况，加剧国内资源和能源紧张，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复苏中受损，劳动者的报酬下降，分配体系的失衡更加严重，为避免过度的不良影响，政府将加大转移支付的比重，居民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的比例上升。前三季度，转移性收入增速居各项收入之首，高达15.7%，就是这一投资结构的客观反映。
    在宏观经济指标中，相对于其他构成指标的良性增长，出口依然处于深度衰退的状态。前三季度，出口8466亿美元，下降21.3%。为恢复出口，我国执行了1994年外贸体制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援助方案，仅以出口退税为例，至第三季度止，我国约执行出口退税5000多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6%，商品享受出口退税的密度明显提高。
    大量出口退税为资本密集型企业所享有，从而导致劳动者的报酬相对下降。由于劳动者报酬是劳动密集型产品成本的主要构成，劳动者收入增长的乏力维护了劳动密集型商品的价格，从而保证了绝大多数必需品的价格稳定。考虑到我国CPI中必需品占有大部分权重，劳动者报酬的降低削弱了国内的通货膨胀压力，但对于劳动者自身而言，面对收入下降和通货膨胀压力上升的双重挤压，其“悲惨系数”并不比完全通货膨胀条件下更小。

    三、财政收支：从保增长转向促调整

    第三季度，我国主要税种的收入保持快速增长，税收对国民经济的调节作用得到有效发挥，财政收入体系的自动调节功能得到完善。在财政支出上，支出重点逐步向社会事务转移，形成了由经济外延性扩张向社会外延性扩张的转变。
    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8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2572.01亿元，增长5.3%。其中，中央本级收入27526.8亿元，同比增长1.6%；地方本级收入23992.07亿元，同比增长9.8%。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45057.56亿元，同比增长2.2%；非税收入6461.31亿元，同比增长33.1%。主要收入项目包括：
    国内增值税出现明显增长，工业增加值稳步上升；国内消费税成为结构性减税中的重要增量调整措施；营业税收入迅速扩大，第三产业营业收入显著增长；企业所得税恢复较快，企业利润较年初明显上升；个人所得税增速稳步回升，居民收入逐步趋稳；进口环节税收仍呈负增长态势，但总体情况好于进口贸易的衰退。
    全国财政支出45202.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8774.64亿元，增长24.1%。其中，中央本级支出9628.31亿元，同比增长22.6%；地方本级支出35574.47亿元，同比增长24.5%。从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支出增长较快的项目可以看出，尽管以保增长为目标的财政支出仍保持重要的地位，但促调整的财政补贴、担保和引导措施已开始出现并逐步完善。另外，财政支出从单一推动经济因素的外延增加，转向经济与社会因素外延扩张并重的新阶段。

    四、建立以国库现金管理为基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

    我国的宏观经济也正面临着通胀和失业问题的两难。为防范通货膨胀，支持经济快速复苏，我们不能再采用大规模、大幅度、大调整的方式来推行下一阶段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考虑到我国财政、货币当局在第四季度政策运作上的通常做法，采用带有内部收敛性的政策措施，试行以国库现金管理为基础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就成为当前宏观调控政策的现实选择。

    1.重视财政政策效果，提升财政政策效率

    在国库现金管理的作用下，货币市场均衡曲线趋于平缓，商品市场均衡对国民总产出的影响得到加强，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调控效力得以明显改善。因此，重视财政政策作用，适度突出财政政策的地位对于下一阶段宏观调控工作顺利开展有着重要意义。
    但根据国库现金管理对商品市场均衡的分析，财政政策的效力发挥还受到国库现金管理力度不够、利率敏感度不强，政策“挤出”效应偏大等不利影响，财政政策自身的效率受到明显制约。为克服“挤出”，未来应积极提升国库现金管理利率在市场利率中地位，将其转变为市场利率体系中重要的参考利率和基准利率，从而增大政府在利率定价中的话语权和便利性，提高国库现金管理对商品市场中利率敏感系数的影响，减少IS曲线的斜率，减少政策“挤出”。

    2.重视利率政策作用，完善货币政策作用机制

    应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适当利率安排和调控细分货币和资本市场，消减货币市场内部的结构性失衡，加强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的联系，满足商品市场各个组成部分的资本需求。如通过差别化利率安排，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通过推出安全性高、流动性强、利率水平适中的国库现金资产，解决一般企业在资产投资和风险控制中的对象缺失问题。另外，还应积极支持国库现金管理进一步推进，以此为基础建立对市场有着重要影响力的短期和超短期基准利率，为加强利率政策的精细化和科学化建立必要的基础条件。

    3.推出短期国库现金资产，提升金融市场效率

    随着国库现金管理的推进和完善，现有的政策措施和操作手段将更加丰富，国库现金资产的价格形成机制、流通机制和回收机制也将更加高效、合理，并为短期国库现金资产的推出准备了良好的基础。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效率的主要瓶颈是资产品种仍不丰富，资产可分期间过长，最重要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向市场注入安全性高，流动性强，对市场的引导作用突出的短期资产。国库现金资产由于具备良好的信誉和高度的市场引导力，成为当前提高我国金融市场效率的重要手段。国库现金管理部门应适时推出短期国库现金资产，提供市场基准价格和投资组合风险控制手段，缩短资产可分期间，丰富市场的资产品种。

    4.重视国库现金管理的连续性，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合理搭配期限结构

    国库现金管理将对基础货币供给产生直接的影响，在商业银行定期存款发行期和买回国债政策的执行期，国库现金管理将扩大基础货币供给，提升货币市场的均衡水平，推动LM曲线右移。而在商业银行定期存款的回收期，国库现金管理将减少基础货币供给，降低货币市场的真实货币存量，拉动LM曲线左移；但与此同时，由于新增收益的扩大，还将扩张商品市场均衡，推动IS曲线的右移。间断性的国库现金管理，要么使政策效应陷于孤立，要么导致政策作用的相互抵消，严重影响了财政货币政策的协同。为避免这种情况，国库现金管理应加强政策的连续性，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合理搭配国库现金投资和调控资产的期限结构。

    课题组组长：闫坤

    本报告执笔：闫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张鹏(财政部科研所助理研究员、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