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是奠基于社会主义，在对学习、反思和借鉴、渐进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对外开放等的探索过程中生成的。中国模式是立足中国国情、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凝结。要在维护国家独立和统一、提升内在凝聚力、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中，使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赢得未来。”
    “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一书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该书主编、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邹东涛接受了《经济参考报》记者的访谈。

    研究中国，必须具有“中国眼光”

    记者：为什么要研究“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

    邹东涛：继“拉美模式”、“东亚模式”、“德国模式”、“日本模式”等发达国家的经验模本在世界相继上演之后，“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美国《时代》周刊频频出现“中国”二字，非洲大地“感谢上帝给我们送来了中国人”，东盟各国借鉴“中国模式”得到经济繁荣发展，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在世界版图中日渐清晰。
    从国际角度讲，探索成功的“中国之谜”比探索“苏联、东欧剧变之谜”更具吸引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各国按照西方理论家开出的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药方，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关注，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整个世界呈现“资”强“社”弱的态势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在逐步崛起。
    从国内角度说，研究中国，必须了解“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一直以来，西方学者对中国前途和命运有着种种预测。随着中国从“醒狮”到“行狮”的转变，他们开始意识到，过去对中国的许多认识是存在偏见的，他们提出的“中国将会毁灭”、“中国是一个未来的敌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社会主义失败论”等观点，几乎是明显错误的。他们开始分析各种预言破产的原因，意识到他们的理论尚不能解释中国成功的原因，不能客观分析中国发展存在的问题，也不能为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到出路。比如，美国《时代》杂志前任编辑、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以前在西方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不再适用”，而要研究中国，必须具有“中国眼光”，必须了解中国。

    “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理论的凝结

    记者：什么是中国道路，它是如何生成的？

    邹东涛：鲁迅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事实就是如此，人类居住的地球早期杂草丛生，没有道路，走的人多了就走出了道路。国家的发展也是这样的。中国道路就是中国人前赴后继走出来的发展之路。
    简单来说，“改朝换代”奠基了中国道路，“中苏关系”的转变引起了对中国道路的反思，“60年改革”探索出了中国道路，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东西的“学习借鉴”补充了中国道路，“渐进式改革”成就了中国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中国道路，最后“对外开放”坚持了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

    记者：什么又是“中国模式”？

    邹东涛：“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为止成功经验的理论凝结。总体来说，中国模式具有五大理论支柱：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毛泽东还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基础，只有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使我国获得硬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手段与全球视野。由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体制是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不断充实和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理论研究最重要、最突出的成果之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重大贡献和发展。它使我们对我国的基本国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从而成为现阶段我国各种经济问题研究和经济政策制订的重要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新中国60年成功经验内容丰富

    记者：“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是什么？

    邹东涛：新中国60年的发展道路是极其艰难曲折又极其辉煌的，有惨痛的教训，也有成功的喜悦；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新中国60年历程的成功经验内容极其丰富，我们仅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加以总结。
    首先，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施，一是逐步实行了资源配置的全面计划，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逐步退出；二是对劳动者生产劳动积极性“双重激励”———政治激励与物质激励。在新中国20世纪50年代前中期，“双重激励”使大家“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普遍高涨，很快促进了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增长。
    其次，新中国6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前29年是在大起大落的波动中发展的，而后31年的发展则是持续高速增长。其基本原因就是我国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帷幕，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为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提供了经久不息的体制动力
    再次，国家的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此外，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
    最后，还要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互配合与推进，要正确处理改革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保证中国宏观调控体系不断臻于完善和成熟。
    《三国演义》中有“关羽大意失荆州”的故事。当13亿中国人和中国的所有朋友们都津津乐道“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的时候，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更重要的是开拓进取，让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赢得未来。而让完美的持续完美和更加完美，让不完善的尽快完善和持久完善，这是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赢得未来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