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5日表示，尽管面临挑战，但中国经济在目前低迷的全球经济形势中仍取得了快速发展。
    奥斯特罗姆在获得诺贝尔奖后在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首次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访。她说：“中国目前有很多令人振奋的事情发生。”当被问及对中国当前经济建设的建议时，她说：“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多元化的管理系统可以使得治理在各个层面进行，有的是在大的层面，有的是在区域范围内，有的在小的农村层面，这样的一个多层管理系统比只是在大层面进行治理要更容易解决问题。”

    点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揭晓算是上周全球财经界的一件大事，而两位制度学派的学者获奖出乎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金融危机之前，新制度学派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学派等学说的高大身影下，一直是个小弟弟。它闪光的几个瞬间，也只是被看作是为修补巨人的漏洞而打的几个补丁。虽然现在无法认定新制度学派第三次摘取诺奖桂冠是不是量变之后的质变，使新制度学派终于长成巨人，成为主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有识之士已经将视线从要么政府、要么市场的老套路转移到重视经济治理的问题上。这也是人们认为这届诺奖经济学奖评审委员会独具慧眼的理由。
    此前人们预测获奖者的研究领域都是当下炙手可热的课题：货币政策、环境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这些问题不仅学者关心，而且全球政治家和投资者都关心。但是和获奖者研究的方向相比之后，人们忽然发现，这些问题都只不过是技术层面和市场层面的问题。评审委员会显然将目光放到了更宽阔的地方，超越了纯市场理论，拓展了关注领域，回归到了社会现实生活。就像一位国内学人所说的：当经济遇到困难时，不一定是经济学的公式或模型出了问题，而可能是经济学研究范畴以外的广阔世界发生了变化。
    这两位学者的获奖给了我们重新思考经济社会问题的机会。这一事件也似乎这样告诫我们：危机之后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不易察觉的变化，仍然抱着旧有的理论在老胡同里打转，注定是适应不了变化后的世界。
    至于对正处在制度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来说，两位学者的理论显得尤为重要。就说目前，两位学者的观点会提醒我们，当美国人在反思近十几年过分相信市场自我纠错机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当思考一下，在制度安排上是不是过分相信政府的包办和大企业的能力了呢？我们在教育、医疗、铁路、通讯、能源等公共资源的制度安排上，是不是能够在过分商业化和政府包办之间找到第三条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