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森的贡献非常大，影响了一代人的研究和他们的思维。他长期以来，认定一个经济体的表现不仅仅是价格，不仅仅是政策，基本的制度非常重要。于是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案例，通过计量研究和模型来反复论证这样的观点，在制度的含义、企业的性质、组织的性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
　　另一位获奖的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由于她的主要研究成果在政治领域，李稻葵不太了解。不过李稻葵说，公众选择学派的出发点是认为政府的政策并不是由一位高度的有理智的领导人决定的，政府的决策是由大量的利益冲突的个体，包括企业，包括各种组织，还有一些个人，互相交融，互相冲突，最后产生了这么一个公共政策，带有一种非常西方化的一个视角，对公众选择的一个视角，这非常符合现代西方社会政策过程的学派。1986年，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詹姆斯·布坎南同样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说明这一领域早就获得了学界广泛的关注。
　　为什么这两位学者获奖？李稻葵认为：“比较难解释，因为在任何一个年份，应该得到，可以得到这个奖的人非常多。如果说有什么时代背景，也许欧洲评选人认为，当前这场金融危机跟制度有关系，当前金融领域里面的不恰当的过分的放松监管跟利益集团的游说和冲突有关系。可能和我们常说的监管捕捉有关系，监管者被被监管者束缚了，捕捉了，猫被老鼠给抓住了。”
　　李稻葵认为，两位得奖者都是美国的经济学家存在必然性。因为“客观讲到目前为止，美国是经济学研究和教科的重镇，这个并不夸张，因为美国经济主导世界的经济，占世界领先地位的时间也最长，美国的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人数是世界最多的。曾经英国也是政治经济学的重镇，道理基本上是一致的。”
　　对于国人的诺奖情结，李稻葵说：“我觉得请大家一定要用平和和超脱的心态看这个东西。所有的奖都是人评的。评奖最好的情况是内行评内行，让外行看热闹。最坏的情况变成了外行评内行让内行笑话。诺奖介于这两者之间，不要看这么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包括这次的和平奖，我个人认为和平奖是非常搞笑的奖，此人还没有取得任何成绩，就可以得奖，如果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们中国人最应该得奖，我们最和平了，所以这个不能看太重，何况经济学奖和物理、生物学奖又有本质的不同。”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