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2009-10-13    作者:本报记者 方烨 实习记者 吴黎华    来源:经济参考报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黄桂田重点从新制度经济学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作用这一角度进行了点评。
  他说,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形成的以哈佛学派为代表的产业组织理论影响下,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在电力、铁路等自然垄断性行业及公用事业等行业加强了政府管制,但管制的本身也带来了低效,即“管制失灵”。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这些自然垄断行业和公共事业开始对管制进行改革,此次获奖的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经济学教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奥利姆·威廉森所从事的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以及关于公共事业的规制等政策性的研究,对政府的产业组织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在80年代被引入了中国,随即形成了研究的高潮,它为中国企业的改革、所有制结构的改革、体制转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框架。中国国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也在其影响下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取得的成果产生了重要影响,像林毅夫、周其仁、刘伟、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典型。
  此次将诺奖颁给这两位经济学家,以表彰他(她)们在新制度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及政府规制等方面的研究所取得的有影响的成果,也许目的就在于引导经济学家们针对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的问题加强制度的研究,重新反思和定位市场与政府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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