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过度消费”使美国成了一个个人消费总额高达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消费不足”则使中国成为一个个人消费总额仅为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美国消费者不再花钱，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负面影响将会过于严重，以至于中国消费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来抵消这一影响。 
对这一点我们并不认同。相对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中国的“消费不足”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或缺乏影响）被夸大了。首先，中国有关个人消费支出的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其真实规模和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对住房和医疗等服务性消费的低估。其次，通过比较中美之间非服务类可交易商品的消费（我们认为用这个指标来评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为合适）显示，中美之间的实际差距要比总体消费差距小得多。第三，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中美两国家庭商品和服务性消费进行分类比较，发现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个人消费水平可能远远大于市场的普遍感觉。第四，以美元计，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可交易商品消费的新增贡献已经超过2007年美国的新增贡献，而中国消费者对于全球可交易商品和服务性消费的新增贡献可能在2018年前超越美国。

　　“中国消费不足”被夸大

　　中国的“消费不足”在许多市场观察家中间一个流行的观点是中国投资过度而消费不足。不过，就中国而言，目前存在着两个相互关联却又有明显区别的“消费不足”概念：国内范畴概念和国际范畴概念。国内范畴的“消费不足”指相对于其他经济部门，家庭消费不够强劲：过去10年间，中国家庭消费增长一直落后于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出口增长，消费占GDP的比例较低且呈下降趋势。
　　从国际范畴来看，中国的“消费不足”指中国作为消费国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远低于其作为生产国的贡献。具体而言，“过度消费”使美国成了一个个人消费总额高达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消费不足”则使中国成为一个个人消费总额仅为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如果美国消费者不再花钱，则对于其他国家的负面影响将会过于严重，中国消费者无论如何都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来抵消这一影响。

　　中国的服务性消费被低估

　　在我们看来，中国的“消费不足”（尤其是国际范畴下的“消费不足”，即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个人消费）与中国的服务性消费被低估有一定的关系。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服务业占中国GDP的40％，我们估计服务性消费仅占个人消费总额的26％。
　　中国的服务消费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而且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的服务性消费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而且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例如，美国、欧盟、日本等工业化国家的服务性消费分别占个人消费总额的66％、40％和57％，而与中国同为新兴市场的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分别达到39％、57％和56％，远高于中国。
　　事实上，2005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后曾大幅度向上修正GDP之前，服务业重要性被更严重低估。在2005年的那次修正中，2004年中国GDP水平被调高了16.8％，而新增部分中93％源自服务业的大幅向上修正，致使服务业的占比从32％上升至41％。国家统计局在对此次修正作解释时指出，1980年代以前中国在国民经济统计中一直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MPS），致使服务业统计非常薄弱。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目前正在进行之中，其结果很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公布。我们认为，对国民经济账户的历史数据的调整可能会再次导致对服务业占GDP比例的大幅度向上修正。
　　我们认为，中国服务性消费被低估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住房消费。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我们估算出住房消费只占中国个人消费总额的3％。我们认为，这一数据似乎过低而不符合实际。作为对比，美国住房消费占个人消费支出的16％，印度为6.6％。我们认为，中国住房消费貌似很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有住房的估算租金未能得到恰当的计算。换言之，美国和中国用以估计住房消费的统计方法存在较大的差别。中国的自有住房率超过80％，这表明，这方面潜在的低估程度可能相当严重。
　　我们认为，中国服务性消费被低估的另一个重要源头是个人医疗支出。在美国，医疗开支占总体个人消费开支的15％－16％，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6％左右。不过，坊间不乏证据显示，在中国，存在着巨大的医疗开支的黑市或灰市，而这部分却未被纳入官方统计数据。
　　自上而下的同类比较法。我们认为，由于中国服务业的规模可能被大幅度低估，而其他国家的估计则比较可靠，这使得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个人消费总体水平比较具有误导性，从而夸大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因此，我们采用了更具可比性的比较方法，对比了非服务,这样,低估问题就不那么严重了。
　　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非服务类可交易商品消费发现，两国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总体消费差距（表1）。2008年，美国和中国的非服务类可交易商品个人消费总额分别为3.2万亿美元和1.2万亿美元，即中国约为美国的38％。这是两国总体个人消费比值16％（即美国10万亿美元，中国1.6万亿美元）的两倍多。
　　是否剔除服务业所引起中国个人消费的重要性（相对于美国）的重大变化表明中国的服务业受到了低估。此外，这也说明，由于美国经济更为富裕和成熟，美国人的开支结构中服务占比要大于商品。许多服务，美国消费者倾向于花钱购买，而中国消费者至今仍在自己做（如去饭店吃饭或买外带）。
　　因此，用可交易商品来评估一个经济体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为合适，因为它是体现经济体之间的实体经济联系的主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指出：美国个人消费衰退的负面影响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主要体现为美国对可交易商品（而非服务）消费的急剧萎缩。具体而言，在2009年1－7月，美国名义个人商品消费支出同比下降了2.6％，个人服务消费支出下降了1.1％。

　　自下而上的同类比较法

　　同样，比较中美两国家庭所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具体类别也可以对分析中国的个人消费规模（相对于美国）有所启发。
　　首先，在商品方面，我们选择了三类有用的商品进行比较：汽车、啤酒、液体奶制品。第一类代表了大件耐用消费品，后两类代表了大宗消费品。2008年，中国汽车销量为940万辆，是美国的69％。今年以来，中国汽车销量继续快速增长，而美国的汽车销量则有所下滑。
　　以1－7月的汽车销量年化之后，中国今年的汽车销量已经达到1,230万辆，首次超过了美国。
　　啤酒和液体奶制品在两国都是大众化饮品，其销售数量相对具有同质性，可与其他类别的大宗消费品进行一般性比较，因此，这两种商品适合分类比较。2008年，中国家庭消费的啤酒和液体奶制品达到3,880万升和1,300万吨，分别为美国同类商品消费量的158％和59％。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啤酒和液体奶制品的比较是以销量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的结构性低估意味着以美元计算的中国销售额的实际价值要低于美国的销量额。但是，无论产地在哪里，一辆汽车需要同样多的钢和铜，一瓶啤酒也需要同样多的大麦和小麦。因此，中国消费增长对国际市场上这些产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其次，对服务性消费进行同类比较具有相当大的挑战，我们不得不作一些脱离传统思维框架但又尽量合理的假设。为了衡量中美两国家庭的服务性消费情况，我们比较了两个关键行业：金融和电信。在中美两国，这两个行业的收入均主要来自国内业务，且大多数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在中国，电信企业的上市时间早于银行和保险公司。因此，我们的服务商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分门别类地收集了中美两国电信和金融行业的财务信息。最近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这两个市场的市值已经与美国具有相当大的可比性：2008年，中国电信和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收入分别占美国同类企业收入的38％和23％。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也有可选消费品和大宗消费品等内向型行业的数据，但我们认为由于下列原因，这些行业不适合分类比较：1）在中国，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企业未并纳入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的数据组之中；2）在美国，这些行业中的许多企业都是全球化公司（如宝洁、可口可乐等）；
　　再次，我们用居民用电量作为家庭商品和服务性消费的一个代用指标。2008年，中国居民用电总量为4,080亿千瓦时，约为美国的30％。
　　表2概括了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法进行的分类比较结果。虽然这算不上一种严谨的分析，但是我们认为，总体而言它传递了一个相当清晰的信息：官方公布的总体消费数据大大低估了中国个人消费（相对于美国）的规模，这一点在可交易商品的消费上反应得尤为明显。

　　中国的增量优势

　　正如我们所解释的，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的个人消费的绝对水平并不像市场参与者想像得那么低。此外，从国内来看，中国的消费不足（即消费增长低于投资和出口增长）确实存在，但在全球背景下中国个人消费的绝对水平却极为强劲。2007年，中国消费者对全球可交易商品消费的贡献（以美元计价）开始超过美国。
　　在2008－2009年的“大衰退”之后的10年间，中国经济可望继续以远高于美国的速度快速扩张。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推动国内消费是一个政策重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采取了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包括升级改造消费基础设施和推广无抵押消费贷款直接刺激国内消费等短期举措、扩大并加强社会保障网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中期举措、实现经济的再平衡和提高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等长期举措。
　　随着这些刺激消费政策的实施，我们预期消费增长将赶上投资和出口增长，并可能在中长期内与总体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同步甚至超过总体经济增长速度。再往后，甚至在总体消费方面，中国消费者对全球消费需求的贡献可能会开始持续超过美国。我们认为，乔纳森·加纳(JonathanGarner)等人的著作《中国消费者的崛起》（JohnWiley & Sons,2005年）的主旨在这个后“大衰退”时代依然正确。中国消费者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已经不可低估。今后，无论是从增量还是平均量来看，其影响都将会越来越大。
　　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下一个10年的增长前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假设下一个10年（2011－2020年），美国名义GDP增长为年均4.5％（真实GDP增长3％，GDP平减指数2％），中国的名义GDP增长为年均11％（真实GDP增长7.5％，GDP平减指数3.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平均升值3.5％；此外，假设两国的个人消费增长分别与其总体GDP增长保持同步，且美国的“过度消费”和中国的“消费不足”现象均得到纠正（美国对“过度消费”的纠正似乎已经开始），按照以上假设，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名义个人消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每年将高出美国9.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到2018年，中国对全球可交易商品和服务的新增贡献将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的年个人消费总额将达到5.8万亿美元（按2008年美元价格计算），占美国总消费支出的40％，而2008年，这一比例仅为16％。
　　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有意对中国的真实增长、通胀、（适度）人民币升值、以及消费占GDP的比例（保持不变而非持续提高）进行了较为保守的估计，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消费者对全球需求的贡献超过美国的实际发生时间可能会远远早于2018年。
　　我们认为，对于全球消费产品企业以及中国本土的连锁品牌而言，影响是深远的。具体而言，如果一家在中国有业务经营的全球消费产品公司能够保持与整体市场同步的绩效增长，则其销售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4％。对于创下持续跑赢大市纪录并且不断扩大其市场份额的中国本土品牌企业而言，其增长潜力要大得多，而其在庞大的本土市场建立控制地位的过程颇有点像目前美国的全球品牌（可口可乐、耐克等）早期的成就。
　　此外，在总体消费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人口增长趋势（即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等）、社会变化（如城市化、贫富差距等）及文化背景对消费支出的潜在的深远影响意味着那些提前抢占了有利地位，顺应这些结构性变化趋势的企业将是中国消费者崛起的最大受益者。
　　相对于美国的“过度消费”，中国的“消费不足”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被夸大了。首先，中国有关个人消费支出的官方数据大大低估了其真实规模和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对住房和医疗等服务性消费的低估。其次，通过比较中美之间非服务类可交易商品的消费显示，中美之间的实际差距要比总体消费差距小得多。第三，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中美两国家庭商品和服务性消费进行分类比较，发现相对于美国而言，中国个人消费水平可能远远大于市场的普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