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于当地时间24-25日在美国匹兹堡市举行。这是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三次G20峰会，它已经开始凸现出世界几大阵营对“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分歧较大”的诠释。面对这种局面，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在此，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首先，以美国为代表的一部分发达国家，提出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结构，是保证全球化环境下各国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因素。按照这种逻辑，贸易顺差国应该增加消费、减少储蓄；而美国这样的贸易逆差国，就应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按照自己的生产能力来消费，中国按照自己的消费能力来生产，那么，美国的消费者就会因为本国商品的昂贵而付出更多的代价；而中国的厂商也会因为自己国家消费能力的有限而无法保证利润可持续增长；中国的消费者也会因工资增长受到企业利润下降的影响而无法得到改善，从而无法提高消费水平。而如果美国将它擅长的技术、品牌等无形资产参与和中国产品贸易的行列中，那么，由于美国占据了较好的贸易条件，利益也会比中国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政府不应该和中国打贸易仗，而是应该同意来自中方进口技术产品的贸易要求。否则，美国现在倡导的“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格局的调整，会因为贸易保护而使得各国经济复苏放缓。
　　其次，以欧洲为代表的相当多发达国家，认识到了“金融创新滥用”的可怕性，提出了对金融创新的整个产业链，实施统一标准的金融监管模式。其中，最为敏感的是对金融行业精英层的薪酬限定制度改革。但是，这种对精英层的严格监管却受到了美英的抵触，他们认为，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收益补偿机制，就会影响金融人才的金融创新动力。
　　实际上，这样的监管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是有些“过”了。一旦全球范围内导入这种新标准的监管模式，完全有可能把应该大力发展竞争力的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牢牢地管住了，而发达国家则可能因为具备旺盛的创新能力而上演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闹剧，这样的监管造成的结果是本末倒置的。所以，欧洲的金融监管，应该要把重点放在针对发达国家金融从业人员的“激励机制”方面，杜绝风险和收益“不匹配”的后果。
　　第三，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强调的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国际金融机构在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上所应作出的努力。今天，中国外汇储备中对美债权比例不断增加，暴露出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结算货币体系上，美元主导地位的格局不可撼动的事实。只要我们手里外汇增多了，就不得不牵涉到美元资产配置的问题，由于种种的障碍，我们目前不得不采取保守的国债投资策略，但是，短期内如何让美国货币当局尊重债权人的利益，比如，让美联储减少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对债权国利益的负面冲击等，已经成为石油美元国家（中东和俄罗斯等）和商品美元国家（东亚等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市场利用这些低成本的国际资本，再回到收益相对较高的新兴市场谋求高收益的无风险套利活动，这对在金融危机中寻求翻身的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就成为了一个对本国经济严重干扰的热钱冲击因素。因此，中国应该在这次峰会上呼吁美国对中国开放更多的技术消费市场和企业股权投资市场，让我们的外汇储备能够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做贡献。
　　今天，中国正在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无论是在“绿色增长”目标上，还是在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上（不轻易退市而去搭别国的救市便车），都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姿态和努力，希望通过和大家的共同合作，来谋求世界经济发展的多赢模式。但是，我们也应该在“富人俱乐部”中，代表新兴市场国家或团结更多的新兴市场国家，与支持新兴市场国家利益的团体联合起来，重申我们处在发展阶段中应有的特殊权利（欧美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也曾争取到这样的利益保护特权）。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国情而一味地寻求公平统一的世界模式，是不可能让发展中国家最终得到公平待遇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欧美政府向我们提出了“无理”的条件，甚至采取了“无理”的制裁，就像这次美国钢铁协会怂恿奥巴马发起对华“轮胎特保案”那样，我们也应该毫不畏缩，将“中国立场”进行到底。要坚决采取措施告诉美国一部分利益集团，中国不会选择萎缩、谦让的态度，美国发起的两败俱伤的贸易战，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看到，这样的做法是在遏制世界经济的健康复苏，让美国最终放弃打贸易战来维护自己利益的愚蠢想法。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