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2009中国企业500强在杭州出炉。新出炉的中国500强企业不仅经营收入总额出色，而且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4.7%和8.92%，经营绩效指标已经一举超过了世界和美国500强企业。
　　对此，市场有很多评论，很多把中国500强的规模提升、业绩好转，当成了竞争力提升的代名词。但笔者更担心的是，中国500强企业的业绩可能会让我们产生幻觉，把大当作了强；把举全国之力形成的强，当作了企业之强；把500强当作综合国力强的代名词。
　　与西方国家的强势企业比，长期以来，我们都批评中国的500强企业经济效益很差。这次出炉的500强，经济效益与世界比也不弱。是否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中国的500强企业现在的强已经建立在了效率的基础上？更重要的是，这个效率是如何产生的？
　　今年是一个特殊时期，欧美国家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很大，企业经济效益受影响下滑严重。我国虽然也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但程度较轻。此时，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效益，更多地反映的是国与国之间受经济危机影响程度的强弱。笔者认为，此时，中国500强企业的经济效益较世界500强有所提高，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不宜看作常态。随着西方从经济危机中得到恢复，我国的500强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强势企业在效率上仍难匹敌。
　　一般都赞同，建立在效率之上的强才是真正的强，但第二个问题往往忽略了，这就是，这个效率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集中全国最优势的资源、倾全国之力，打造出来的效率，只是“孤立”事件。我国不少500强企业，就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相当程度上是牺牲中小企业的发展换来的。在经济危机时期，这种趋势更加明显。
　　这样打造出来500强企业，因为缺乏广泛的中小企业的支撑，也是难以持续的，容易出现“戛然而止”的怪现象。
　　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对当年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000997,股吧)做过比较，与15至16世纪欧洲的其他伟大的航行相比，郑和下西洋的航只要大得多，数量要多得多，而且质量更为优秀，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又大又强。
　　在对中国的郑和船队称赞一番之后，法里德·扎卡利亚接着问道：中国当时能造出这么完美的船只，进行这么规模强大的海上探险，为什么就不能造出钟表来呢？这么强大的海上探险，为什么中国从中得到的利益还比不过哥伦布探险，而且会戛然而止？
　　对第一个问题，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回答是，郑和舰队与北京故宫一样，是由相类似的指挥系统造出来的。从1406年开始，故宫就有100多万劳工参与建造，同时还有另外100多万士兵参与监督。一个庞大社会的全部能量和资源都投向为数不多的工程，所以，这些工程常常能取得成功，然而，这也是仅仅的孤立的成功而已。也就是说，尽管郑和船队看起来十分强大，但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于西欧国家。
　　对第二个问题，法里德·扎卡利亚的回答则是：欧洲人航行要完成的任务更小，效率更高，而且常常是私人性质或公私合作的，并采用新方法支付航行费用，每次航海都能找到新产品，有新发现。而中国的航海取决于君主的兴趣和权力，官方支付所有的费用，不计成本和代价，不讲经济收益，企业、探险、科学和学习之间的相互影响反应链并不存在。为打造郑和舰队进行的技术创新，因为建立在集中了全国资源的基础之上，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很难为社会学习和利用。
　　在法里德对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探险的比较中，以及两个问题的追问中，我们可以同样追问中国企业500强应如何保持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