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主办的“中美经济学家颐和园对话会”在京召开，来自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几十位官员、学者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美国政府智囊们参加了会议。会议得到了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等单位和个人的支持和赞助，与会专家对当前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会议围绕三个议题“中美金融问题，低碳经济问题，中美政府调整结构中的再平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与会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美两国应创造一个新的和平发展模式，通过对话、交流来解决共同关心的问题。会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欧文斯先生提出建立中美经济学家对话新方式，并与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许善达共同做了会议总结。以下是部分参会代表的部分发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

    经济复苏中美将起关键作用

    中美两国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会起关键作用。我们希望大国在制定国内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其巨大的外部性和溢出效应。经历了百年不遇的危机后，世界经济再平衡和路径选择对于各国都很重要。我们高度关注美国储蓄率的变化、中国消费率的变化以及全球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希望通过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监管更加有力，金融市场更加健康。在发展绿色经济的问题上，我们有共同的利益，我们主张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全球。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

    货币体系改革有利于世界经济

    我们这次大致讨论了六个问题，一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二是对美国政府应对措施的评价，第三是对美国经济前景的估计，第四是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第五是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第六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国经济学家对奥巴马政府的政策提出了许多批评，特别是科特李科夫先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说，这些措施可能使问题严重化，这些措施只是挽救一个一个的金融机构，而不是试图改变产生问题的根本性的原因。金融机构去搞投机，政府却要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买单。美国政府作出了许多根本不可能兑现的承诺，比如说，美国银行如果出现危机，成本大概是4.8万亿美元，而美国的存款保险机构只有190亿的准备，一旦出事，他根本无法应付。他同时也提出了许多建议，比如说美国的税收制度、医疗保险制度、银行体系制度也都需要改革，他提出建立有限目的银行的概念，他认为过去的有限责任银行、有限责任公司等实际上都不为自己的经营损失承担责任，而要由纳税人买单。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估计，大家认为，美国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经济已经出现企稳回升的状况，但是前景还是很不确定的。关于中国外储安全的问题，美元一旦贬值，将会对中国的外汇造成影响，科特李科夫则更为悲观，他说，美国的赤字将达到天文数字，美国政府在疯狂地印钞票，他可以许诺，说到时候把美元给你，但不保证它的购买力。关于外储的损失问题，美国学者认为，要想美国经济恢复，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美元贬值，中国的出口也可以增加，这样，中国将不得不承担一些损失，这从长远看对中国也是有好处的。中国学者则提出，中国要想减少损失，还是应该尽快地实现贸易收支平衡。如果暂时不能实现，就要采取一些其他的措施，比如对海外的直接投资，在海外并购的活动，购买一些战略性资源等等。对于我们的以美元方式存在的外储存量，也可以采取一些结构的调整，所以希望美国增发一些安全性强的品种。如果美国政府不能保证我们的外储不贬值，就应该做一些谈判，美国学者提出了“大交易”的概念。关于货币体系的改革问题，大家都认为，目前的体系是有问题的。中国学者关注的是，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他不受应有的约束，其他国家还要给美国交铸币税等等，这样的体系有必要进行改革。当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一件长期的事情，但不能因为长期，我们就不去做。改革货币体系，不但对世界经济有很大的好处，对中国经济也有很大的帮助。

    美国应用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

    保持汇率稳定有利于增加信用

    金融危机影响了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经济下滑是严重的，最严重的是日本，美国和欧洲下滑也很严重，中国也有下滑，但还是保持了正增长。刚才余教授谈到，二战后世界工业化国家都用美元作为标准，中国也使用美元作标准。在世界贸易中，有这样的技术原因使得市场只选择一种货币，世界各国都采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这是市场决定的，从技术角度上来说，只能用一种货币。1945年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元确立了他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是密切相关的，中国希望改变这个格局，但这不是很快成功的。美元体系实际上是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关于救助银行使纳税人承担更多的负担问题，实际上不是美国的纳税人承担，而是中国的纳税人在承担，是中国政府把那么多的外汇放在美元上。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几次危机的冲击下中国的情况，1995年，1996年，中国的通涨率很高，当时中国把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定在8.2：1，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准利率，1995至2005年的汇率非常稳定，但中国的增长非常快。但美国对中国作出压力，美国经济学家看到美国的储蓄率不足而中国的储蓄率很足，认为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导致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现代经济学的一大失误，认为汇率可以影响储蓄率，汇率会改变贸易的盈余状况，这是很遗憾的。中国在压力下，还是屈服了，2005年7月至2008年7月人民币就缓慢地升值，大约每年升值6%，这使得很多热钱流入，如果美元利率较高的话还能对热钱流入中国有所控制，但美元的利率放到0%，热钱的流入就增加了，中国2万亿的外储中有很多是热钱。2008年7月后美元又升值了，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又保持稳定，大约是6.83：1。这对中国信用的增长是非常关键的，这可以减少热钱的流入，也可以减少商业银行的外储，可以使信用增加，支持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中西部的发展没有走比较优势道路

    我谈两个问题，第一是中国能否形成国内的“雁阵模式”，2003年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发展已经快于沿海地区，危机后这一优势就更加明显，实际上我国GDP的相当大部分都来自中西部，这造成中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在缩小，但这遇到了两难的问题，因为他不是根据中西部的比较优势发展的，他实际上没有走劳动密集型道路，而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无论是速度还是绝对数都超过了东部地区，这样，中国的重化工业会在中西部的带动下形成新一轮热潮，与此同时，新的污染，二氧化碳的排放也会大幅度增长。但是我们现在遇到了低碳经济和气候变化的挑战。中国是个巨大的经济体，可以形成自己的“雁阵模式”，在中西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样，又会需要较长时间依赖出口的局面，这是一个矛盾。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的财政投资方案，4万亿能发挥多大作用，要看他的乘数效应，核心是他带动就业的效果到底有多大。目前这4万亿的投向主要是建筑业，制造业大大缩小，社会服务业有所提高，这样可以增加5100万的就业岗位。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收入差距在扩大，我认为是数据的问题，我们的城乡差距占到了收入差距的50%———60%，但是我们忽视了流动农村人口那部分收入，那部分收入在城市、在农村都得不到体现，我认为，城乡差距也在缩小，中国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在提高，也在形成新的消费能力。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走过了其他国家百年、几百年的历程，不可能那么快地实现转型。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康奈尔大学贸易政策教授艾思沃·普拉萨德

    中国还是依赖出口的话双边会有摩擦

    首先在复苏方面，我们都一直认为中国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还有一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中国的问题在GDP之外，中国的刺激计划实际上是重复以前他要改革的模式。投资增长快，就业却增长不快，对出口的依赖在中期会变得更加重要，目前中国的贸易盈余略有减少，美国的赤字也有所减少。但中国还是依赖出口的话，那么双边会有摩擦。在美国方面，大家最担心的是美国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话，对经济的推动力会减小，美国金融市场上还有1.6万亿的赤字，这对于美国的GDP来说已经非常大了，这对世界经济都会有影响。世界经济刚刚走出衰退，我们看看有什么合适的措施刺激发展。不仅中国而且新兴的市场外储都在增加，这会进一步导致失衡，会使局面恶化。中国应在许多问题上合作，如果中美不合作，许多事情不可能进行。中期看，中美银行体系都要改革，能更好地把储蓄转为投资，提高效率。对于美国的担心是，危机时间比较短，这样不能很好地改变美国的金融体系。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贺力平

    讨论碳排放应从综合角度考虑

    关于碳排放的问题，过去讨论这个问题，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按照生产指标，从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来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领先的排放国，但我们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自己消费，因为国际贸易的存在，中国的高碳产品都被美国消费了，所以在考虑碳排放时要同时考虑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从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不解决人们的生活方式的话，那我们的努力会收效甚微，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把发展权利和碳排放放在一起考虑。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讨论碳排放问题时，就要综合考虑责任、能力、平衡的问题，中美两国在这个问题上应积极地探讨，有助于世界的发展。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成员、芝加哥大学教授肯尼斯·戴穆

    削减碳排放要从短期、务实做起

    现在的政治环境有可能完成哥本哈根会议的目标，但哥本哈根会议执行秘书长认为，中国、印度对于减排的意愿还是个问题，京都议定书中美都没有签，都有自己的考虑。美国承诺到2050年会有个深度的对温室气体的削减，但这个目标主要还是看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因为目前他们是碳排放的主要国家。长期目标是有问题的，就是发达国家像加拿大是否能做到都不能确定。我们不要去谈那么远的目标，先从短期做点事情，比如说太阳能，比如说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些援助，在务实的基础上确保哥本哈根会议的成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

    美国若重复过去的做法美元地位会加速下滑

    这次危机，微观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美国在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不断地扩大信用，是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造成的。关于货币体系的改革，没有美国的参与是不可能推动的，当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我们能不能一点一点做，在以美元制定游戏规则的时候在程序上有一点点改动，美国17%的份额能不能有一点点缩减，美国从长远的经济利益角度考虑，应该有这样一种姿态。中国政府在低碳问题上肯定会从全球稳定的角度，在双方协商的情况下会有姿态，那么美国也应该从一点一点做起。关于复苏结构的调整问题，中美的财政根本不能比，美国窟窿很大，中国的结构不平衡问题能解决，而且有条件解决，美国就较难，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医保问题，民众的情绪很对立，这个问题要解决，要九万亿美金，这是美国建国以来最大的赤字。美国的政策智囊的潜在意识是渡过这个难关，还是希望恢复历史上的奇迹和采取以前的做法。贬值———升值———资本市场集资。如果还是以过去的做法来规划美国的经济，美元的地位会更快地下滑。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张祥

    许多贸易保护都披上环保的外衣

    每次危机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最严重的时候，2008年以来，中国遇到的反倾销案件特别多，是全世界最多的国家，今年1至6月，有15个国家对我国提起贸易调查，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关于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英国和欧盟要征收碳关税，这明显地要制约我国农业和林业的发展，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公平的，由于发展的能力不一样，实际上这是贸易的歧视。现在许多国家都把贸易保护主义披上了环保的外衣，许多强制性的标签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市场准入的障碍，环保问题已经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成为我国贸易的壁垒。使我国的出口商品成本增加10%左右，而且对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产生严重影响。制造业是中国的主要产业，对中国的减排，需要与发达国家有所区别，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给予生存的空间。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

    减排也符合中国的利益

    中国一直是深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第一大国。从自然灾害的角度看，对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粮食的减产在2001年到2007年达到7%以上，影响是巨大的，从近几年看，我国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影响国。今年7月有21个地区、151个测量点具有超高气温，温度都超过了历史最高纪录，每年我国因气候原因的经济损失都在几千个亿，去年的冰雪灾害，一个多月就造成了1500亿的直接损失。同时，中国也是碳排放的大国，因此，减排在“十一五”被作为了我们的核心目标。减排也是我们考虑“十二五”规划的最大的限定因素和条件。因此，我们把“十二五”称作是绿色规划。减排也符合中国的利益，这对中国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通过这次机会，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也对世界的绿色发展做出贡献。

    北京经济天则研究所所长盛洪

    中国的增长得益于城市化的发展

    中国的高增长得益于中国的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都已经完成了，我国的城市化刚刚才45%，要达到75%还要20至30年的时间。城市化会带来每年至少上万亿的投资，还会带来永久性的消费和投资，这个增长是巨大的。我认为，美国经济危机后会长期衰落，原因是美国模式的均衡被打破了。这次危机会使世界的投资者重新评价美国资产的安全性。中国的调整是符合中国和世界利益的，它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在此次危机前就开始了，原因是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使得中国的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因此从2006年底2007年初开始，中国的沿海企业就开始内迁，这不仅是生产能力的内迁也是市场的内迁、内需的内迁，这个内迁和城市化结合在一起，是战略性的。此次危机，内地的高速增长根本没有受影响，因为它的市场就在国内。中国的货币政策并不重要，因为中国有贸易顺差，它是带来货币供给的，今年上半年贷款增加了7万亿，央行的再贷款并没有增加，这个7万亿实际就是贸易顺差创造的货币供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

调整结构要有配套措施

    经济结构的调整，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他同时还是一个公共管理的问题。我们结构的调整是发展服务业，实际上效果并不好，主要是观念问题，我们总是把它看作是公共福利，没有看作是一种激励，去促进它的发展。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他一定要发展工业，这样，他的GDP才能够上去，发展生态农业、生态工业，政府还要贴钱。因此如果没有激励的配套措施是很难推行的，像环保等，光有胡萝卜没有大棒是不行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

走出危机还需要更大智慧

    找出危机的原因，有助于走出危机。过去，资本主义扩大消费的方式是战争，二战后是凯恩斯主义，现在就用金融衍生品，通过负债的方式来扩大需求，应该说这是新的消灭生产过剩的方式，它扩大了全球的需求，也扩大了生产力，但是财政资本主义和军事资本主义是一样的，军事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人类和财富的毁灭，财政资本主义带来的是通胀，那么金融资本主义带来的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日本是长期走不出衰退，美国能否走出来？这和过去过剩危机不同，现在是偿付能力的危机。据说美国对那些无能力还款的人推迟还款期，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两年后会否产生更大的泡沫？所以，走出危机还需要更大的智慧。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

  制定政策要从长远考虑

    我认为，第一，我们反思得不够到位，比如货币制度问题、储备金制度问题、中央银行制度等这些核心问题。第二，我觉得无论是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制定政策都过于短期化，缺乏长远的考虑。只考虑短期政策，不考虑长远的后果。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恰恰是我们过去政策导致的，如果在2002年美国政府不是因为应对经济衰退而采取了那么多的措施的话，今天就不会遇到这么大危机和困难。反过来，我们今天采取的措施可能会成为几年后的大问题。经济学家考虑问题不要离开基本的经济学，比如说，我们生产是为了增加供给，而我们现在的生产首先考虑的是增加需求，把数字目标当作了考虑的基本，比如，为了增加出口，今年上半年补贴了8000亿，下半年再补8000亿，就把GDP的55%补进去了。这1.6万亿拿来干什么不行？

    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

    美国还是竞争力最强的国家

    我们对这次危机解释很多，都对，但确实不能拿哪一个原因来说明这么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现在说的不平衡都缺乏论据，说中国的储蓄过高，消费过低，过去十年中国的消费都是最低10%以上的增长，最高30%多的增长。还低吗？当然中国确实有一块消费不够，服务性消费。另外，你说美国的储蓄过低，怎么看，如果他是用来生产、教育、科研等，计算在消费里，可那是投资，所以这个问题不那么简单。美国过去50年都是低储蓄，怎么现在就出了问题？从1964年开始，美国就是净债务国，但他的竞争力还是最强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是最强的。而储蓄率高的国家从德国到日本到中国到其他国家，恰恰都不是竞争力强的国家。我想，这个时代是一个从物质生产向非物质生产转移的时代，美国英国还是最强的，我们尽管钢铁水泥占世界的一半，我们也还是落后国家，我们高能耗、高污染生产出来的东西，价值少得可怜，凡是高附加值的东西都是人家的。所以，美国的金融会衰落，不再是那么核心的地位，但是他的竞争力还是领先的。对中国来说，还是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我们的地方政府太关心经济，把资源价格扭曲了，劳动力价格、资金价格、土地价格都扭曲了。政府要做的是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公共服务保障，我认为农民的养老保险，一个月给55块，现在就可以做到，每年也就是增加一千亿的支出。对于美国来说，第一美国人要改变生活方式，虽然他有条件消费，但每个国家都学他，能源承受不了，污染问题解决不了。第二美国可以增加出口。第三美国应该欢迎更多的外资。第四中美可以合作投资。在清洁能源上、医疗保险上都可以讨论合作。

    清华大学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魏杰

    靠推动资产价格上升走不出危机

    对此次危机，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1929年的危机之所以变为大萧条，就是银行紧缩了银根，因此这次危机，要反其道而行之，放松银根。这个思想基本上是所有政府的思想，但放松银根可能会有三个结果，一个是使市场需求上升，一个是实体经济上升，一个是推动资产价格的上升。目前的结果是上升最高的是资产价格，我觉得美国越来越希望通过资产价格的上升来走出这场危机，靠资产价格上升能否走出危机？后果是什么？别在五年后又来总结这次的措施是又一次泡沫的原因。银根已经这么松了。这是中美经济学家要共同研究的问题。第二个问题，这次危机受损害的还是纳税人，为什么每次危机受损害的都是纳税人？我们现在以权力和资本构成的体制到底问题在哪里？仅仅归结为道德缺失和监管不力不能解释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应对体制的构造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