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社会消费继续向好，延续了上半年平稳增长的态势，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9937亿元，同比增长15.2%，而如果考虑物价继续回落的因素，7月份消费真实增幅为17%，比6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消费总量在内需中的地位日渐提升。
不过，在亮丽的背后却也隐藏一丝隐忧。从消费后续增长的动力看已显乏力，因为当前消费实现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受惠于前期“家电下乡”、增加消费补贴、改善消费环境等政策的刺激，另一方面则是前几年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滞后效应显现。随着“家电下乡”和鼓励汽车、住房消费这些短期政策效应的递减，特别是可支配收入的下降(上半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比去年同期下降了4.6个百分点)，未来收入增长信心与消费意愿明显不足。央行此前公布的调查数据也显示，今年二季度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比1季度大幅下降20个百分点，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因此，刺激消费，实现有外需向内需动力的有效切换，不仅仅要有相应的政策激励，更要有一整套制度设计；内需的关键在于刺激形成消费型经济的增长，并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财富分配结构(涉及即期收入)和金融结构(涉及远期收入)。
首先要改善财富分配结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也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根据世行世界发展报告(2009)的数据，200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34%，远低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0%的水平。事实上消费比重下降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劳动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三低”：一是劳动收入在GNI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低。2000－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而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二是工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居民总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2003年为61.8%，2005年为45.3%，2006年为44.6%，而2008年降至35%左右，通过劳动报酬分配的比重过小；三是劳动要素在企业内部分配中的比重低。虽然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是初次分配的原则，但初次分配存在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劳动力回报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这三大失衡制约了居民消费支出的增长。
因此，国家应该在国民收入分配上多做文章，在财富的存量上作重大调整，通过按生产要素参与初次分配、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结构性减税，切实保障国民财产性收入等措施，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创富于民”。
其次要完善金融结构。要促进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金融结构必须做适时调整，使金融为消费型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历史地看，美国消费金融的发展，对于美国当年从生产投资型的经济转型到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就起到过巨大作用。这一转型，发生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40年间。经过工业化浪潮，规模化工业生产已趋向成熟，工业产能开始过剩，消费需求替代生产成为增长的瓶颈，与中国当前的产能过剩而内需不足的情况极为相似(也即马克思所谓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而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初衷不仅在于锁定风险、分散风险，更在于通过金融创新工具的超常发展、跨越时空的转移和金融资源的配置，把远期收入和现期收入做一些调配，进而为整个社会获得消费增长提供持续不断的源动力。
(作者单位：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