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与发展问题学者赵月枝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它与世界政治经济整合的方式事关人类的未来。

    美国为主的西方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赵月枝认为，有关发展模式的讨论，往往围绕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争论。这一争论很重要，但是如果把西方的发展模式当作隐性的范本，那么，这种讨论不但缺乏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知识基础，而且会因为忽略对世界历史的反思而产生误导。
    她说，历史上，西欧各国走的是通过武力对外殖民、奴役弱小民族的血腥发展道路，日本与德国走入过工业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相结合的法西斯主义歧途。二战后，被美国推到高峰的西方消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仅建立在极其不公正的世界经济秩序基础之上，而且以对有限资源的无节制消耗和对生态的严重破坏为代价。因其不公正，所以就不稳定，一部西方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战争与社会革命的历史；因其对不可再生能源的高度依赖和对环境的毁坏，所以不但不可持续，而且也不能被仿效。
    虽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高扬“自由”、“民主”和“发展”的旗帜，美国的崛起不但没有改变西方殖民主义所建立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且在某些方面和地区强化了这一秩序。

    中国模式的成就与危机

    赵月枝说，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立国与建国历史就是对既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又不同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与追寻。
    她认为，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首先是得益于中国革命所建立的基本社会制度、改革前30年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和公民教育各个方面的积累。在引入市场机制的过程中，中国政府调动国内资源建设能源、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的卓越动员能力和强大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价格低廉但在教育、健康和自我管理能力方面更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大军，这些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她指出，中国30年的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过多强调了效率，牺牲了社会公平，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分化严重，精英与弱势群体之间利益失调，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
    她说，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中国是过去30年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得益者，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为全球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平等和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作出了贡献。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对外开放和所走的吸引外资和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道路，也迎合了西方资本的利益，走了西方统治精英希望中国走的道路。中国在通过出口廉价商品积累外汇并成为美国债权国的同时，也把社会问题与环境问题留给了自己，在这两个领域出现了赤字。

    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几种看法

    赵月枝说，中国“摸着石头过河”改革过程也是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不断探索的过程，而中国的发展模式以及与世界政治经济整合的方式事关人类的未来。这一点从美国各派力量对中国崛起和未来发展道路的激烈讨论和争议中可见一斑。
    美国右翼的政治家和评论家们不断抛出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而“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根源一方面是冷战意识形态，一方面基于中国必然按西方消费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的思维定势。
    中间派为资本的现实利益考虑，提出了诸如“中美国”、“两国集团论”这样的概念，希望通过“中美共治世界”，也即中美两国一起奉行美国的单边主义，超越现有的国际组织和机构，通过两国的单独密切合作来克服目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从而巩固进而扩大两国精英在现有世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
    而许多希望构建一个更公正与平等世界的左翼人士，出于种种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一方面看不到中国近30年发展中对世界资本主义秩序的颠覆与挑战，一方面对中国社会出现的新的不平等以及下层民众尤其是劳工有待改善的境遇深表关切，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改革与中国革命的目标背道而驰，是在走“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或者“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之路。
    站在人类整体利益和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更平等地发展的高度，也有少数西方进步学者在批判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同时，殷切希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避免重蹈西方发展模式的覆辙，并寄希望于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能改变现在世界的游戏规则，使其更趋向于平等和正义。基于这样的愿望和对中国发展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的认识，这些西方进步学者不但开始注意到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不同之处，而且对中国发展对世界秩序向更公平与正义的方向转型的积极意义寄予厚望。
    赵月枝介绍说，今年6月刚刚去世的著名世界体系理论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社会学家阿里吉曾在他2007年出版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一书中(中译本已在2009年6月出版)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分析，并指出“中国的崛起象征着一个契机，一个摆脱迄今为止的以压迫和剥削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契机”。阿里吉希望中国能发展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种经济模式以内在的发展，而不是对外贸易为主导，不是通过剥夺下层民众和社会公共财产来进行积累，主要依靠动员人力资源而不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而且政府通过大规模的民众参与，也就是大众民主，来制定政策。

    中国模式的意义

    赵月枝指出，中国能否在总结改革30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成功地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没有剥夺的积累之路，决定于国内国际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与互动。
    但是，她认为，有一点可以明确，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独特性，不是一般国家可以简单仿效的。与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有一个在革命战争的血与火中锻造出来的强大的、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的国家政权，有计划经济年代整整一代人勒紧裤腰带所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和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现代工业基础，有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奠定的包括普及基础教育和基本公共健康保障在内的相对平等的文化教育和健康体系所造就的劳动力大军，还有海外华人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他们对祖国的源源不断的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输入。
    她强调，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革命在锻造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培育了下层阶级自信以及为社会公平正义而抗争的民主精神。中国下层民众的自信和公民权利意识，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感知程度和批判甚至抗争精神，是发展中国家中极少的。
    赵月枝指出，如果说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话，应该是她在人类发展道路上另辟蹊径，为实现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世界所作出的贡献。这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坚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的世界历史使命所在。

    科学发展观要在国际上“发声”

    赵月枝还指出，2003年，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非常正确的。而自主创新，扩大内需，节能减排，绿色GDP，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等一系列概念和相关政策的提出，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希望改变那种“为别人做嫁衣”的依附和不平衡发展状态。
    但是，她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本质需要得到更加清楚与明确的表达。最重要的是，这一口号在中国对外宣传和提升“软实力”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翻译”和传播，从而被少数西方进步学者之外的更多人士所理解和支持。比如说，它与西方早就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究竟有什么本质上区别？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什么样的内在关系？
    赵月枝最后说，中国现在已经有条件和有必要对外大张旗鼓地和有效地宣传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真正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像国家主席胡锦涛所期望的那样，使自己“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面临两大障碍：中国国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和西方资本的利益。在实现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中国面临国内和国际利益格局的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