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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07-30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刘洪 来源:经济参考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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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曾回忆说，当年他努力推出战略经济对话机制(SED)时，很少有人认为这会取得成功，美中都有人警告他：当时根本不是讨论经济话题的时机。但保尔森认为，美中间有太多关键话题，不制定战略方向，就不能取得突破，于是最终有了SED，也有了一系列积极的合作成果。
当年的这种怀疑态度，其实28日召开的中美新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也同样面对。在不久前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一次研讨会上，研讨的主题就定为“与中国的新战略与经济对话：新的开始还是浪费时间？”在讨论时，部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对对话抱疑虑态度。
确实，比起原先的SED，新的S&ED涵盖了政治方面的内容，议题更多了，范围更大了，自然，存在的分歧和争议也就会相应增多。比如，在华盛顿，坊间最近就流传着一系列美国官员内部在S&ED问题上争权夺利的说法。一些朋友就颇神秘地对我说，在谁主导的对话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就互不相让，以至于最后都没能确定一个共同的对话地点，而是政治对话在国务院，经济对话在财政部。
这种流言自然难辨真假，一个两天的对话也确实不可能解决中美间所有的分歧。但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角度看，如此大规模、高层次的对话，显然对中美关系是一个促进。在传统基金会的讨论中，我就问几位学者，既然这次讨论的题目相当直白，“那能否请你们简短回答一下，你们认为这是新的开始还是在浪费时间呢？”即使是刚才还有所批评的学者也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话，肯定不会是浪费时间。
因为对话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当前金融危机仍在持续、世界面临多种挑战背景下，中美高层官员齐聚一堂，就战略和经济议题进行对话，将有力促进双方相互了解、战略互信与长久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全面发展，也向世界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
曾担任美国财政部执行秘书长、并亲身参与SED对话的泰娅·史密斯(Taiya
Smith)女士就对我说，美中确实还存在一些误解，但通过S&ED，双方可以增进了解，之前SED达成的一系列协议就是例证。尼克松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唐安竹则对我说，新对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助于推进两国间的合作，而中美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对两国都有利，尤其是考虑到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
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国安会负责中国事务官员韦德宁也认为，在美中一系列不同层次的交往中，没有一个比涵盖双方高层官员的制度化战略对话机制更加重要。双方将能通过这一机制协调彼此的对策，而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上升，许多国际政治和经济问题都与中国息息相关，离不开中国的积极参与。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机制，S&ED可能存在一些不完善和不到位的地方，也是可以理解的。唐安竹对我说，在他看来，这次对话很大程度上是对中美关系的一个“测试”，对话能否持续且有效进行仍需要双方进行磋商和探讨。Smith女士则对我说，随着中美关系的推进，这种对话的议题设置或机制将会随实际情况出现变化，但对话这个平台将肯定会继续。
不管怎样，中美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和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加强接触与合作，符合双方乃至全球的共同利益。正如保尔森在先前总结战略经济对话时所说的：直接的对话接触是通向成功的必由之路，“通过接触，美国和中国才能构建更坚实的双边关系，这有利于我们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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