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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中，接受记者采访的基层干部、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下，我国经济结构到了不调整不行的战略选择期，需痛下决心，改革造成经济结构多年来“调不动，调不好”的体制性障碍。他们建议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确立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目标和规划，全面推进我国经济结构实现战略转型。
双重压力逼迫经济转型战略选择迫在眉睫
接受采访的各方普遍认为，之所以说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战略选择期，主要有两方面压力步步紧逼：
一是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使我国通过外需市场消化大量过剩产能的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在外向型突出的广东东莞市，保守估计今年许多乡镇厂房的空置率超过10％，东莞改革开放以来ＧＤＰ年均增长18％，今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尽管随着国际市场的逐步恢复，我国外贸出口这一驱动力不能放弃，但长远来看我国依靠外需拉动的趋势已经改变。山东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卫国说，过去十年中国幸运地走了一段依靠外需创造世界奇迹的路径，但同时我们消耗了大量资源能源、劳动力成本超低，制造了物美价廉的商品供应世界，还被别人就贸易顺差等问题大加指责。如果没有金融危机，中国在这条路上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危机逼迫我们必须由依赖外需向依赖内需转变，这应成为我国一个长期战略。
二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已经改变，但经济结构与之不相匹配，且在过去十年中我国已多次丧失调整的机会。再不下决心，传统增长模式与社会发展的脱节将累积越来越多的矛盾，积重难返。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从发展阶段看，改革开放30年，我国已由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阶段。这一阶段客观上要求经济增长由投资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消费拉动为主。但实际情况是，近年来，我国投资率持续攀升，消费率却降至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梁胜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及2004年宏观经济过热，本来都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机会，但我们都错失了。由于国际市场需求旺盛，以高投资和高出口为主要特征的增长模式反而得到继续强化。
山东省社科院张卫国认为，我国长期存在“双高”问题，即高投资率，以及高投资率下的高增长率问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仍然很多，在保增长中必须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调整结构与产业升级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防止地方固定资产投资盲目扩张，坚决控制盲目重复建设。
抓住“十二五”契机尽快推出“一揽子”转型规划
迟福林、张卫国等专家指出，中国目前到了一个各种矛盾纠缠叠加的改革深水区，经济转型不能依靠“修修补补”的政策调整完成，必须把短期问题与中长期优化结构结合起来，实施“一揽子”改革方案，集中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建立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制机制，走出一条短期和中长期兼顾、标本兼治的新路子。
从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基本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考验，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断增多，企稳向好势头日趋明显。同时，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国际国内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不少专家认为，在经济形势逐步稳定，各种深层次矛盾仍然突出的情况下，应痛下决心，以即将到来的“十二五”规划为抓手，从中长期的发展着眼，全面建立未来经济转型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和实施细则，并以此为基础，推进相关制度和政策的一系列改革。
专家建议，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根本症结是扭转投资率持续高增，消费率明显不足的问题，由生产主导型的增长方式，逐步向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方式转变，由投资和外需拉动为主向内源驱动转变。以此为基础，尽快组织研究经济转型的“一揽子”战略规划，包括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产业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市场化改革、落实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等诸多方面，并通过全面推进改革，扫清阻碍经济转型的体制性机制性障碍。
金融危机加速经济结构调整进程
在采访中，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金融危机为我们提供了经济结构调整的良好契机，同时也将扭转我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局面。东莞市委常委、副市长江凌说，危机为调结构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早在危机来临前，珠三角各地就意识到了调结构的重要性，但政府推动产业调整非常难，一是落后产能淘汰、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二是扶持有成长能力的企业做强做大。当时许多企业不理解，网上舆论对政府的压力也很大。危机来临后，市场把第一件事做了，政府现在可以集中做第二件事，就是扶优做强。可以说危机大大加速了调结构的进程。本来预料用十年时间调结构，现在看来可以用更少的时间完成。
一些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受金融危机冲击，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上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挤泡沫”因素，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出现与过去相比相对放缓的局面。对此，应及早谋划应对之策。（参与撰稿记者车晓惠、周国洪、吕福明、丛峰、张先国、孙英威、李伟、陈忠华、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