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技术故障？还是利益碰撞？

　　7月18日，上海私车牌照额度的7月拍卖突然中途取消。拍卖方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下称上国拍)解释为“网络故障”。
　　由于取消之前的可成交价格区间仅为100-400元，远低于上个月3万余元的平均成交价。“取消”的举措和简短的解释，引发车牌竞拍者的巨大反弹，并已引发数宗司法诉讼。
　　7月20日上午，本报记者致电主管部门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得到了关于“网络故障”的进一步官方解释——“18日上午10点55分投标人数8473人，此后数据更新出现异常，至投标第一阶段结束，实际人数为8834人，据数据分析，当日10点55分以后流量相比以往正常流量猛增10倍，相当于有几十万人次同时登陆，且均为大量异常请求，致使系统无法正常运行。”
　　这一解释仍未能平息各种追问——这些“异常请求”是什么？取消拍卖和出现低价有无联系？……

　　服务商否认“异常请求导致网瘫”

　　许多竞拍者认为，最可能的“异常请求”应来自“黄牛党”。
　　“如果真的是网络阻塞，那肯定是瞬间黄牛涌入太多。”第一次参加竞拍的吴全(化名)说。
　　根据规则，出价共分两次，上午10点至11点，为“首次出价”时间，11点半之前为“修改出价”阶段。“首次出价”阶段投标成功的竞买人，可在半个小时的“修改出价时间”内修改一至两次出价，但修改只能在系统确定的当前最低中标价的上下浮动区间内进行。
　　“"黄牛"和"推手"一般是从第一轮的"最后5分钟"(10点55分到11点)挤进来。”吴全曾经与网络上著名的“100元联盟”牵头人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抬价者总是在这5分钟进入，这次可能是他们看到之前的价格一直很低，所以过多涌入导致”。
　　但自称“上海市代拍业务规模最大”之一的“黄牛”白浩(化名)认为，这次故障并非黄牛惹的祸。
　　白浩说，他同样在11点感到了可能“流标”，依据是长期以来的数据分析，“从未出现过11点后只有8000人的情况”。他甚至用截图试图向本报记者证明，他的公司的几十台电脑已在10点30分之前为50多位客户“下了单”，并没有“最后涌入”。
　　2008年前，由于拍牌方式是一次出价，“黄牛党”的普遍运营模式是客户拿身份证在代拍公司登记，以公司名义竞拍，拍到后过户在客户处能赚取2000-3000元。
　　但2008年拍卖模式改革后，“已没人压牌照，政策和价格波动的风险大幅增加，推高价格呑下一堆牌照，就算转出去也要亏钱。”白浩说。
　　白浩还称，据他估计，每月通过黄牛拍的牌照，不超过总数的1/100。
　　网络服务商则否认了“异常请求导致网瘫”的说法。“整个拍卖过程中，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都在机房进行监控，服务器一直都很正常，从未出现过数据异常现象。”拍卖服务器的托管方武胜路长信机房向媒体表示。
　　“要赶紧弄清楚原因，以及拍卖中止有没有对拍卖人造成损失？救济措施是什么？都应该尽快公布。”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君悦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正东对本报记者说。

　　上国拍的能量和它的个人股东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上国拍无疑是导致拍卖取消的第一责任方。
　　“如果是公布的"网络故障"原因，那就是上国拍没有履行网络维护的职责。”部分已经委托律师的竞拍者说。
　　这样的故障不是第一次。2008年1月，就曾发生过同样由于网络阻塞原因，大量竞拍者无法修改价格的事件。
　　 当时的拍卖方也是上国拍。从2003年3月上海私车额度实行网上拍卖后，上国拍一直是唯一接受委托的拍卖公司。
　　但上海市政府相关部门和上国拍之间的拍卖委托手续一直未公开，外界无法得知这一委托是否经过了一定的选择程序，以及拍卖费用如何收取。
　　“为什么选择上国拍？有关部门需要给出一个理由，比如是经验优势、还是网络设备优势，换一个公司是否有条件？而且补拍方案的设置是否应考虑引入竞争机制？”刘正东称。
　　从信息公开途径获取这一“理由”的努力未能成功。本报记者从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俞智渊处得到一份2009年4月递交的“信息公开申请表”。在这张表中，俞智渊的要求之一就是申请上海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公开交给拍卖公司的委托材料。
　　但这个请求被上述部门以涉及“商业秘密”为由，予以拒绝。
　　“被申请人上海交通和港口管理局是行政机关，不是商业机构和盈利性组织。”俞智渊在申请行政复议中写道，“而且私车额度的管理和拍卖委托都是一个行使行政职权的行为，并不是什么商业交易。”
　　而这家唯一的被委托方上国拍，经过14年前的改制后，已不是一家完全国有的拍卖公司。
　　根据工商资料，上国拍成立于1995年，注册资金2100万元，由上海物资拍卖行改制而来。
　　改制后，上国拍的机构股东共有5个，分别是上海爱姆意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上海产权交易所、上国拍职工持股会、上海久事公司和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金额为别是800万、100万、386万、100万和100万。
　　这些机构股东中，上海产权交易所、久事公司和上海市资产评审中心都是上海的官方机构和国有投资平台。出资最多的上海爱姆意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是上海百联集团控股的企业，亦隶属于上海国资委。上国拍职工持股会则具体持股情况不详。
　　在这些机构股东之外，上国拍的股东名录中还出现了5个个人股东的名字，分别是戴某，范某，唐某，徐某和邬某，出资金额分别是126万、99万、44万、187万和54万。
　　根据公开资料，戴某是上海爱姆意机电设备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其余都是上国拍的管理团队成员。其中，范某是上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徐某是总裁，唐某和邬某均为副总裁。
　　这个管理层持股的变更，是在上国拍改制中完成的。改制在增加了上国拍管理层利益的同时，似乎又延续了其作为国有企业的诸多“优势”。
　　在2008年1月那次“网络阻塞”中，许多因故障无法修改价格而高价拿牌的竞拍者对上国拍提起诉讼，但法院均未予受理。

　　155.5亿拍卖款流向的第一层面纱

　　关于这上百亿车牌拍卖所得资金流向何处的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
　　上海现行的车牌拍卖制度大体成型于2000年。据上海行政学院教师肖峰编写的上海私车拍卖的案例显示，从2003-2004年，上海平均每个月发放5000张私车牌照，中标价从24200-45492元不等。
　　高昂的中标价使得上海私车牌照成为“最贵的铁皮”，为上海市政府带来巨大经济利益。据市政府的公开信息，2000年-2007年上海总共发放39.5996万张牌照额度，8年内拍卖收入约为148.7亿元。
　　在上海市政府看来，车牌拍卖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上海市新闻发言人焦扬数年前曾表示，“所有拍卖收入按收支两条线原则，全部上缴市财政专户储存。市政府有关部门将所有收入专项用于城市道路基础设施建设。”
　　但这148.7亿到底如何“用之于民”一直成谜。2008年1月，刘正东以上海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提案，要求对车牌拍卖资金用途做一专项审计并向市人大和人大代表报告。上海航天局局长助理秦文波也在同一时间提出类似建议。
　　今年5月22日，上海律师斯伟江又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强烈要求公开牌照拍卖资金用途。(详见本报第8版)
　　有意思的是，就在法定程序即将到期之时，今年7月4日，一份《本市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收支情况》的表格“低调”地出现在上海市政府网站上。表格显示，自1994年至2008年，上海私车牌照拍卖共收入155.5亿，支出138.6亿，累计结余16.9亿。
　　这是上海车牌费走向第一次揭开神秘面纱。
　　表格显示，拍卖收入资金用于中环线建设49亿元，轨道交通建设费用59亿元，上海燃料电池汽车攻关项目配套0.2亿元，城市道路15亿元，公交专项补贴12.9亿元，轮渡亏损补贴0.3亿元。
　　但是，这样粗略的表格仍未能回答一些更具体的疑问。这些公开的资金去向信息并未经过审计，也未提供相应的资金流转单据作为证明。
　　“从取之于交通，用之于交通的角度讲，车牌拍卖资金用于中环线、轨道交通建设、燃料电池等合乎情理。”刘正东表示，“但是申通集团、上海汽车均为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上市公司，车牌拍卖的资金以什么形式投入是一个疑问。如果是借款或者股本金投入形成国有股权益，那么没有问题，但如果是为全体股东所有，可能一定程度上还是损害了公众利益。”刘正东评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