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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手快、出拳重、措施准、工作实，中国实施应对国际经济危机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保增长方面已显现出明显效果，现在可能已很少有人怀疑中国实现自己的增长目标。人们还注意到，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倒逼下，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正在悄然而生。
正如《人民日报》的《惊涛拍岸自岿然》长篇通讯所说，“外部经济的冲击，使结构不尽合理、产能过剩、缺乏核心技术等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更为凸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成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一揽子计划中的关键内容之一。”实际上，一揽子计划实施的结果不仅保住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也改善了经济结构。统计显示，今年前5个月，中国外贸出口值同比下降了21.8%，但国内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由此表明，国内需求，特别是国内的消费需求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承担了越来越吃重的角色。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在《中国经济：关键时期的“关键之战”》一文中，引用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的分析：第三产业缩小了与第二产业占GDP比重的差距；一季度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2.5个百分点；医疗设备及器械、生物生化制品、通信交换设备等增长大大超过工业的平均增长速度。
在世界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中国能保住自己的经济有8%左右的增长速度，已属不易，而能以此次国际经济危机为契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更为深远。
实际上，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已经陆续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等调整经济结构的方针，并进行了不懈努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景气调节的同时，更是不断加大结构性调整的力度。尽管这些调控措施取得了成效，但远未臻理想。笔者认为，同保增长相比，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更为艰巨，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大大复杂化了。
从理论上说，计划经济体制能够迅速有效地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但历史证明，不论多高明的经济计划制定者，借助多么强大的计算机，也不可能完全预测出充满变数的经济发展趋势，设计出完美的经济结构蓝图。靠“计划”推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鲜有成功，而由于计划失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不乏先例。中国历史地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主要利用市场机制实行资源配置，实现经济结构的升级调整。而实行市场机制，就要承认不同人群间的利益差别，就要保证不同利益群体合法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
列宁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面上看，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矛盾是物与物的矛盾，是各经济部门间、物的分配问题，但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很多结构调整设想，是从绝大多数国人的长远利益出发设计的，从宏观看是合理的，但会损害一部分人群的既得利益。例如，某个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应该压缩，但对于没有转产能力的厂商来说，可能只有继续扩大产能，广种薄收才是获利之路；能源资源比较丰富，而资金、技术实力不足的地区，当然不愿意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节能减排项目上；在目前农民还占中国劳动力总量35%，而他们的收入还只有农民工一半的情况下，不用说民营企业，就是不少大型国有企业，靠更多利用廉价劳动力的粗放经营方式，也比靠提高工资、同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集约式经营更能获利，所以企业不会有普遍提高工资，从而提高工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的积极性。
面对种种利益冲突，中国调整经济结构之难，不是难在能否设计出完善的结构蓝图，而是如何按市场经济原则平衡各方利益关系。但是，笔者相信，尽管有种种难处，中国应该能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顺利地进行经济结构的升级。诚然，现在看，西方发达国家是靠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结构的升级和合理化，但这是经过长期的、包括严重衰退、甚至战争流血冲突等痛苦的过程才实现的。中国毕竟有制度优势，有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即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也不应该以企业内部的自身利益或上级主管部门的利益为惟一追求目标，而是以大股东，即全体国民的利益作为终极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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